离开值班室，回到同处一层楼的休息室，已经是夜里11点了。我坐在临窗的桌前，给杯子里泡了一个下午的茶再续上热水，摊开书，静读。

书是陆伯伯的近作《我的日记（1964—1980）》，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装帧精致。突然，洁白的书页上出现一只小小的甲壳虫，它实在太小了，比一粒芝麻还要小很多，就像书上的一个顿号，如果它不是出现在洁净的纸面上，而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我根本就不会发现。它快速地爬动，很快又消失在书的侧边。它从哪里来？是落在我身上随我带进门的吗？还是从门窗飞或爬进来的呢？这么小的身躯相比于偌大的房间，它的来去自然无法引起我的注意。相比于这个世界，我们人类其实也如一只只小小的甲壳虫，自顾自地忙碌着，山川、湖泊、月亮、太阳，它们有自己的事情，并不会过多地关注我们，而我们自己要活得让自己满意，活出自己的样子。

办公楼呈口字形，透过窗我能看到另外三面，还有两个窗口亮着灯，明天就是中秋节假期了，还有人在加班，在忙。对于我们这份工作，好像一年四季从来没有清闲的时候，除了24小时出警办案、巡逻值班，还有许多工作是上级机关布置的，也要加班加点地完成。在苍茫的夜色中，我也如那只小小的甲壳虫爬来爬去，而居高临下的天地却不知我在忙什么，忙得有什么意义。而天地的不理不睬，却是一种恩惠，一种关爱。

好在这会儿时间是属于我的。

陆伯伯《我的日记》起自1964年9月16日，至1980年12月29日止共885则，书里还收录了陆伯伯两篇回忆录和一份1966年的“自我鉴定”。

收到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空儿我就读几页，因为这些日记不是写于一天一时，没有连贯性，所以也不必急于一日读完，当然几十万字一天也无法读完。它们就如我多年来收藏的邮票、拍摄积累的照片，或者其他什么收藏品，是容得我慢慢欣赏的。

陆伯伯，名陆舒之，嘉祥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枣庄矿业集团退休教师。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老家。那年夏天，老人从北京回农村老家小住，那是一座建了很多年的老院子。陆伯伯穿一条白色西裤，上身着一件浅色短袖衬衣，下摆扎在裤子里，比我这尚在工作的人穿着还讲究。他眼睛有神，腰杆挺拔，精神矍铄，根本不像耄耋之年的老人。让我疑惑的是在北京生活多年后，他怎么还能在这简陋的老房子里过得如此安适，如此开心。更让我吃惊的是他思维敏捷，当下时事，古今中外，知识面极其丰富——这位老人不简单！

更不简单的是，这几年陆伯伯相继出版了《我的家书》和《我的日记》两本书，它们都颇具历史价值，也有收藏价值。通过阅读，能体会到他“向这个世界释放出的全部善意、宽容、美好与责任”，对年轻人很有教育意义，对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有指导作用。

就拿桌上摊开的这本《我的日记》而言，是陆伯伯年青时记下的，写下最早的那则时他24岁，才到莱村煤矿职工子弟学校任教，写最后一则时他40岁，已近中年。

这些日记，多则洋洋洒洒千余言，如1964年9月18日记下一次患病过程，他详细记录了医生、同事、校长对他的关心和照料。1965年9月17日，读到《中国青年报》的一篇社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给了他启发和极大鼓舞，结合自己的出身，剖析了自己的思想、处境，思考未来之路。少则三言两语，甚至只有几个字，如1974年3月1日写道“上午接彦书弟来信。”短短8个字。3月6日“给彦书弟写信发出。”1976年7月9日写道“给诗图发一信。”

日记中提到写信、收信的地方有很多。那个年代个人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日常联系大多是写信，有急事时也打电报。我在大学四年间，就收到了500余封信件。物品运送没有快递，是靠亲朋好友和顺路车捎带。比如1976年10月4日记载，“今天收到彦书弟的来信，明天八一矿诗勉回家探亲，托他捎回家3斤红糖和20元钱。”1975年12月16日写下，“张正义回家，托他往家捎去一双袜子和2斤红糖。”1978年12月14日高兴地讲，“魏师傅开面包车来宿舍，他今天要回县，给我装走3袋原煤，解我家庭生活烧饭的燃眉之急也。”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日记信息量很大，比如上一则讲往家捎袜子和红糖，说明老家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还很差，而且购买商品不方便。这些都是时代的特征，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写照。那种情形，现在的年青人是无法想象的。如此算来，我们中国人衣食无忧，商品丰富，买卖方便，也没有多少年的时间，从食不果腹到生活小康，这个过程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往事不堪回首，但也不该忘记。

有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日记中能找到与之对应的记述。风雨声，来自大自然，陆伯伯孤身一人在煤矿工作，家中还有妻儿老小，他们在农村，农业是靠天吃饭的，所以希望风调雨顺，希望没有自然灾害。至于读书嘛，他关心着孩子、兄弟及晚辈们的学习，希望他们用功，能有好的成绩。自己更是如此，尤其是1964年下半年到子弟学校任教后，他坚持学习，虚心向校领导和其他老师请教，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得到了老师和学生们的一致认可。书中还有很多地方，记下了他读到一本新书、一篇文章的欣喜，还写下了读后感。

说到家事，那是陆伯伯关心的头等大事，生活用品，修房打井，妻子的健康，孩子的出生、成长、学习……虽然他多半时间不在家，但时时惦念，想尽办法让这个家庭过得更好。

1964年至1980年，正是国家多事之秋，十年文革动乱，各种政治运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相继离世，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都在日记中有所记载。国庆活动，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卫星上天，中美建交，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党和国家重要会议……这些国家大事都能在日记中找到记载。这些文字也占据了日记的很大份量——陆伯伯心怀国事，忧国忧民。

读《我的日记》，对陆伯伯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正如简墨老师在序言中讲，“……日记中比比皆是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和职业之美，则让我们在倍感温暖和慰藉的同时……”读日记，我看到他为人善良、直爽、热情、充满阳光，他积极、乐观、有追求。同时，陆伯伯也是一位善于思考、善于反思的人。日记中，在记录人和事的同时，经常记下当时的想法，对事物的思考，对自己认为不妥当的言行进行反思，自我警醒告诫，这样的话经常出现，比如“今后还要在生活上注意俭朴。”“但稍有不合意的事，就发牢骚，这既是觉悟问题又是修养问题。”“对于不平之事，最好先冷静地沉思一番，不可急于表达己见。”“今后注意工作方式方法，说话要注意，要谦逊。”“做工作不能冒险，也不能束手束脚。”“对某些问题，不要随意表达个人意见。遇到意外的、不合意的事情，要控制自己的情绪……”类似这样的思考反思、自我提醒的话太多太多。大篇幅的思考也不少，比如1966年11月13日，就写下了一篇千余字的反思文章。

陆伯伯具有当下来讲十分难得的优秀品行。比如他不争待遇，1964年10月10日开校务会，评第三季度奖金，校长和老师们的意见是给他评一等奖（一等奖总共只有两人），他坚持不要，反复推辞。比如他先公后私，1965年11月14日，他说“大家的事带头去做，个人的事情抽空去做。”比如敢于解剖自己，1966年2月27日记下了自我检查和小组给予他的评语，不遮遮掩掩，敢于直面问题。

对陆伯伯的另一点认识，是他做事周到，行动力强，时时处处替他人着想。日记中有很多事例都可以说明。

读日记，还有很多体会和收获，无法一一总结表达。这些文字记录有实的和虚的两个方面，实的是陆伯伯每天见到的、听到的、经历的和自己的所作所为，虚的是他的所思所想。其实这两个方面合起来才是全面的，它们就是画笔，一笔一笔刻画出真实的一个陆伯伯，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人，怎样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人。

午夜零点的闹钟响了，该休息了。我合上书，躺在床上，熄灯就寝。窗外飘来秋虫的或长或短的鸣叫声，若有若无。头脑中仍回想着日记中的那些文字。那个年代的事情，四五十年了，好像已经很久远了，如果不是读这些日记，看这些史实般的记录，其中有些事我就不知晓，还有些已经淡忘了。人其实是很健忘的，别说别人的事了，就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如果不及时记下来，多年以后也将遗忘在现实生活的风尘中。仅此意义上讲，应该感谢陆伯伯，他用个人的视角，个人的笔触，为自己也为那个时代做了记录，它不仅仅对个人来讲是极其珍贵的藏品，对子女家人、亲朋好友乃至不相关的人，也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