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

或许是上班时身体透支太过，父亲离休后健康一直走下坡路。一日三餐，药比饭多，逐渐到吃穿起卧，全要靠人照料。每次回家，看到父亲那塌陷的双眼，瘦骨嶙峋的身躯，忍不住就要心酸落泪，就会诅咒这可怕的病魔，感叹岁月的无情，也会想起父亲的年轻。

年轻时的父亲是相当帅气的。儿时，家中的墙上，挂有一帧父亲的大幅戎装照，英俊潇洒，神采飞扬，颇有些电影中英雄人物的味道。有时带小伙伴回家，总会炫耀一番：我爸爸当过八路军，他打过日本鬼子呢。

父亲不仅英俊而且强健。童年时家住郊区，交通不便，文化生活也极为匮乏。那时的最大乐趣，莫过于坐着父亲的自行车到市里逛公园或去田野兜风了。老式的国防车上，前后分坐着我和姐姐，后来又加上了弟弟。不管带几个孩子，父亲的车子总是又快又平稳。有时妈妈或其他同行者要帮助带个孩子，我们总是争着吵着要父亲带。似乎只有坐父亲的车子才踏实。伏在父亲身后，或依偎在父亲的怀抱里，听着耳边呼呼的风声，看着路边的美景，心里总是美滋滋的。父亲的脊背就是我们最牢固的靠山，最安全的依恋。

忘不了妈妈出发那一年，父亲独自带着11岁的姐姐，8岁的我和2岁的弟弟生活，每天家庭、单位忙个不停，却不曾向我们发过半点脾气。脑海中常浮现这样一幕：夏日的夜晚，父亲到远处的压水井去洗衣服，那时还没有方便的自来水。姐姐带着弟弟已睡，我独自去找洗衣的父亲。皎洁的月光下，远远就看见父亲光膀子上披着湿毛巾，正用力搓洗着一堆脏衣服。我怯生生地告诉父亲，刚穿上的衣服又弄脏了。父亲没有责备，边帮我脱下脏衣，边轻轻地告诉我：长大了，要讲卫生，要干干净净……回家的路上，我困了，只记得父亲将我背起，一手托着我，另一手端着那一大盆衣服。伏在父亲背上，晃晃悠悠，我睡得那样踏实安心。

七八岁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许多人家生活困难。虽然当医生的父亲和做护士的母亲工资也算可以，但也免不了有饭食不宽绰的时候。每次吃饭，父亲都是最后一个吃完，因为他总等我们吃得差不多了才端碗。我那时特别贪吃，好像是饿怕了，每次妈妈问是否吃饱时我总要看看锅，如果锅里还有就是没吃饱，如果锅空了才勉强说饱了。这至今一直是我们家的笑料。每当此时，父亲会默默地将碗中的饭分一些给我，自己草草吃完。

家里有点好吃的，父亲的口头禅是“我不爱吃”。爷爷常为此生气，怨他“好东西一口也不舍得吃”。但几十年好像是习惯了，直到现在，面对着满桌子丰盛的饭菜，父亲还会冒出“我不爱吃”的老话来。

父亲平时寡言少语，不善交往，但心地善良，热心待人。记得那年我的一位老师到医院看病，拿药时钱不够了，于是找到我们家借钱。虽然我早已毕业离校，但父亲还是热情接待，给钱不说，还一定要留老师吃饭。那时的老师还属于臭老九，没什么地位。老师可能认为借给钱就是帮了大忙，怎好再留下吃饭，坚决要走。父亲一定要留，紧紧抓住老师的书包不让离开，两人在客厅里拉扯好久，最终留下了老师。后来老师曾一再感叹，说父亲真是好人，对人那样真诚实在。

文革中市里有位女干部遭冲击，被剃成阴阳头到处游街批斗。她来我院想住院躲避一下，但没人敢收她。最后父亲说了句：我收吧，将她留在自己的病房。当时就有人劝父亲不要引火烧身，父亲笑笑不说什么。其实父亲管理的都是男病房，根本不应收那位女干部。后来造反派找到了这位女干部，将其带走继续批斗不说，父亲也被戴上“保皇派”的高帽子到处游街，家里也被贴上了黑对联。当时七十多岁的爷爷气得胡子一撅一撅，大骂父亲：你革命半辈子了让人砸烂狗头，你冤不冤？父亲还是笑笑不说什么，拿起包去看他的病人了。

别人常说父亲人随和，脾气好，的确。但有时我们觉得父亲又犟。一个老熟人找父亲开后门办点事，提来两大篮水灵灵活鲜鲜的大蜜桃。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这是相当诱人的。我们姐弟几个眼巴巴地啾着那些桃子，盼望着客人快点离开我们好大饱口福。以父亲当年的位置，不难办到。但来人说了半天，父亲就是不答应。那人最后急了，连说父亲不给面子，可父亲还是摇头。后门终于没有开，两篮桃子也被父亲送回去。后来听说那人提着桃又找别人办成了事，连妈妈都说父亲太犟。我们几个孩子埋怨父亲，别人的爸爸能开后门，你为什么不行？父亲拍拍我们，笑笑说：长大了，你们会懂的。

慢慢地，我们长大了，父亲也老了。特别是离休后患上了多种病症，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对我们的一切，仍是那样关心。家庭工作，为人处事，都是交代又交待。记得我曾有幸参加市优质课评选，父亲得知后，每次回家总要问我准备的如何，还有什么问题？当我把红彤彤的证书拿给他看时，他乐的合不拢嘴，不停地念叨着：好，好。听妈妈说，那几天姐弟们一回家，父亲最先说的就是我获奖的消息，好像总也说不够。

看了电视剧《咱爸咱妈》，又想起我的父亲，他和剧中的乔大爷一样，都是中国最普通、最平凡的父亲。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工作，献给了儿女们，唯独顾及不到自己。

我爱父亲，尽管他已又老又病，但他永远是我最亲最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