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大宋年间，浪荡子西门庆向王婆讨教如何勾搭潘金莲，王婆道出五字真言，曰：潘、驴、邓、小、闲。第一件，潘安的貌，相貌得英俊；第二件，驴的大行货，家伙事得管用；第三件，要似邓通有钱，财力得雄厚；第四件，小，就要绵里针忍耐，脸皮得厚，要能吃瘪；第五件，要闲工夫，时间得充足。

西门庆自然符合条件，身为浪荡子，面貌最差也能比得过武大；家庭生活优越，身体发育自然良好，“养得好大龟”；虽是阳谷县的破落户财主，但烂船也有三斤钉；脾气温顺，“他便打我四百顿，休想我回他一拳”；“闲”就不用说了，如果不闲，怎能被“叉竿”砸头，搜刮到王婆这里。　　

可叹这“潘、驴、邓、小、闲”五字，西门庆终落得血溅狮子楼，又可恨这“潘、驴、邓、小、闲”五字，竟成行苟且之事之不二之法门。　　

宋传恩《秀菊》中魏二颇得西门大官人真传，以下几点更为突出，首先是“邓”，有钱，先是扔给秀菊二三斤猪肉，又组场打牌放炮送钱，又是三二只猪蹄子，最后扔了个大炮仗，四千块钱的手机。再说“闲”，媳妇在外打工，孤身一人的魏二有的是时间，陪着秀菊打牌，帮秀菊卸猪粪，晚黑里时不时寻摸秀菊。又说“小”，魏二更称职，被秀菊骂了许多次的“滚吧”，还是笑嘻嘻，搂抱完秀菊被扎破手，血流不止，不急不恼，兴奋不已。“潘”也就不惜的说了，一个杀猪的，也就那么回事，“驴”在文中就一句话“秀菊满足地推开魏二”。　　

在五字诀的步步紧逼之下，秀菊是步步溃退的。我们细细检索小说，起初，秀菊“叫他滚一边去”，因为猪肉，秀菊“倚在门口，自言自语，这是啥人”，“倚在门口”这一细节值得玩味，唐崔护有“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宋李清照有“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隐约之间，秀菊心是有所触动的。秀菊往地里送粪，车轮子陷在路边沟里，魏二帮她把平车拉过桥，送到地里，卸完，有了这段对话：　　天快黑了，还拦拉？　　这会天凉快。　　

好家伙，真能干，我帮你。　　

“不行，你走吧！我不想叫人家说闲话”　　

魏二一笑，“说什么闲话，大不了说咱俩相好。”　　

秀菊一斜他：你滚，你再瞎说，别怪我骂你！　　

魏二笑着走了。　　

让我们一起还原这幅场景，魏二拄着铁锨，一脸笑吟吟望着忙碌的秀菊，秀菊忙碌的身影引起魏二的无限遐想，话语跳跃称赞秀菊难看，此时秀菊不是被赞美后的欣喜，而是怕被说闲话的担忧，魏二直奔“相好”主题，下面到了对话的高潮，“你再瞎说，别怪我骂你！”也就是说，现在瞎说我不骂你，所以魏二言语上得了便宜，“笑着走了”。整个对话是跳跃性的，对话是不连贯的，所答非所问，各说各话，正是各说各话，对话的不对等展现出魏二的“心怀鬼胎”与秀菊心不情愿或许是默默接受。语言跳跃叙述之下，种种不堪暗潮汹涌。

言语的挑逗如同风掠过水面，涟漪圈圈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波起云涌，很快，魏二诉诸行动，“一下子从后面抱住秀菊”“按在床上”，一番动作之下，秀菊“像有一股火在身体内运行”，然，“咕咚咕咚”一碗凉水压住心火，情能自已。　　

此时的魏二已然进化，走在路上，“有些兴奋”，在他看来重金之下，定能得手，魏二发挥“邓”的优势，买手机来求通行证。几番你进我退，你攻我守之下，虽说“秀菊斜他一眼，笑了。”然魏二还是不能遂了心愿。帮魏二临门一脚的却是荒芜不堪的基层治理，威逼恐吓，吃拿卡要，是他们的常态，一番斡旋之下，魏二以三百元的代价，买出秀菊。此时，文中写道：“秀菊又羞又愧，站在家门口时两手不住地在身上搓着，嘴里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说些什么？是羞愧，是愤恨，是无助，是憋屈，还是彻底放开后的决然？都无从可知了。然此时，梁春又在何处？　　

魏二终完成夙愿，与秀菊行了苟且之事，且一发不可收拾，浪里，海里。此时的秀菊，如文中所讲“深埋心底的欲望一经魏二开发，再也压抑不住，时时燃烧她的身心。”此处可以看做是冲破传统道德的无拘无束、肆无忌惮，更或是秀菊的个性的觉醒？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小说中，我们读不出作者对秀菊的批判，读出更多的是作者对秀菊的丝丝怜悯。往深层面考虑，秀菊走向“堕落之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再回到小说中。　　秀菊是“留守妇女”，并没有在家情吃坐喝，她摆麻将桌，一月挣上个一千多块钱，倒也“眉开眼笑”，生活不只是麻将桌，还有劳作，秀菊粪车陷入沟里，呜呜哭泣，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顶不住稍重点的农活，婆婆得病，丈夫指望不上，逼迫着秀菊喊来母亲照顾婆婆，生活层面上，秀菊是糟心的；再看生理层面，留守的妇女怎能熬过一个个孤独的夜晚？又看社会层面，被派出所抓走后，在近似威逼的询问下，生活的种种艰辛不易汇聚此处，生活艰难的片片雪花积成雪山，秀菊已然崩溃。古语云，篱牢犬不入，然最终推倒篱笆最根本的不是魏二般的恶犬，而是生活的艰辛与逼迫。往大了说，是经济社会对传统农耕社会固守道德观念的冲击与压迫。　　

在“钱”的重压下，乡村的人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形变”与“异化”，原来稳定的社会结构渐渐被打破。《秀菊》中有很多细节值得品味。　　

如村长与梁春的对话，“人家寄一千五，你为啥寄一千，你不能给家里多寄点钱？”“都是寄的一千，村里几个人一块寄的。”那么？五百块钱从哪里来的，如果不是打工的寄的，这五百钱从哪里来？要知道，秀菊摆麻将桌一月才能收入一千来块钱。　　

再如下面这一段：

“大上年，小林的媳妇跟人相好……前年春节，大宝的媳妇跟人相好……去年，刘秀德的媳妇傍上了一个副乡长……”　　

以上明里暗里，反反复复向我们强调，男女关系纷纷乱乱，在老人眼里是风水坏了，这风水是这个大时代，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前来，将乡村原有的固守碾压殆碎。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强调农耕文明培育出中国人安土重迁的观念，也形成了中国熟人社会的特点。这种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交往的对象因亲疏远近不同而形成的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的影响下，人们不依靠法律而是依照有效的经验传统维持社会秩序，此即礼俗社会中的礼治秩序。但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以上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礼治秩序被打破，其核心原因是中国乡村乡土化削弱，日益繁多的打工人，人口流动变得频繁且普遍，大量人口从乡土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中脱离出来，使得对早先的乡村熟人社会和礼治秩序的延续也出现了断裂。　　

就《秀菊》这篇小说来讲，村里层出不穷的各种花花事，秀菊婆婆及村长及村里其他人等对此无能为力，是接纳默许的，也阐释着以上论述。这些人当然包括秀菊的丈夫梁春，小说末尾的省略号已然说明一切。　　

通常来讲，在小说中，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含有某种人性价值和人类行为价值的议论，小说更是对人类生活的创造性模仿，借此我们感到我们自己正赋予我们自身生活经验以某种意义。那么《秀菊》想要赋予生活经验何种意义呢？这篇小说发表于2013年，11年后的今日，在乡村的大地上，秀菊们层出不穷，更甚者，出走他乡，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乡村在时代的冲击下没有完全转型，未能建立起一套与今日之社会相适应的“礼治”或“他治”的形态，昔日的乡村文明生态“礼崩乐坏”，今日之乡村文明生态“杳无音迹”，我们处于一个时代转换下巨大的罅隙之中，期待一束温暖的阳光映照其中。宋传恩在此发出类同柳宗元一般“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之呼唤，其声温而厉。　　

就文学史的层面来看，农村女性的群体是单薄的，鲁迅先生笔下的杨二嫂，赵树理先生笔下的三仙姑，孙犁先生笔下的水生妻子，路遥笔下的秀莲等等，她们拘束于自己的生活时代，没有突破她们所处的时代，然秀莲则不然，真切，最初恪守妇道，在生活的挤压下，虽肩扛道德的枷锁，然又不惧砸烂道德的枷锁，在某一层面上，类似秀莲的乡村女性们，通过各种途径突破乡村家庭拘束，在道德层面有瑕疵，然而，她们的勇于突破，更是女性解放的宣言，是她们不甘心困在“围城里”“村里”的突破。她们在文学史上终究会留下淡淡的一笔。　　

突然想起魏留勤《从树根寻妻记》中的朱小红，朱小红并不是那种不检点的女子，出去打工成了土豪杜老二的小三，我更愿意把朱小红看作秀菊的进化版，当秀菊们走出乡村的时候，她们将以摧枯拉朽之势推倒乡村，她们推动社会进步的脚步是迅猛的，对原有乡村文明生态的破坏可能是致命的。　　

20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所说：“现代化是不可逆的过程。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向……从长远看，现代化增加了人类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幸福。”以此为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