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里的人们有一个良好而优雅的爱好，那就是“蹓跶”，也就是东走走、西看看，或走或停、或急或缓、或长或短，都全然随意，就像空中的家雀（qiǎo）儿一样自由。

这样的“蹓跶”很容易碰到熟人，于是就互相请安说：“吃饭了吗？”答曰：“吃了。””你去哪旮沓？”“蹓跶蹓跶。你去哪旮沓？”“我也蹓跶蹓跶。”

然后，大致就没了下文，各自便继续蹓跶去了。值得蹓跶的街有两条，一条叫正阳街，另一条叫中央街。还有两条没有名儿的街，与正阳街平行的据说叫“坤顺街”，与中央街平行的据说叫“国光街”，但那已是“满洲国”时的事，是“八百年前的事”，知道的人不多了。

坤顺街上有印刷厂，所以就叫“印刷厂那条街”。国光街上有邮电局，所以就叫“邮电局那条街”。

人们在正阳街上蹓跶，从南到北，再从北到南；在中央街上蹓跶，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全部蹓跶一遍，就算是蹓跶遍了全城。

这一年我刚满八岁，暑假里作业不多，常常闲着没事，就找了同学邻居亲戚家的孩子，去街上“蹓跶蹓跶”。

我们蹓跶的地方很多，时常停下来参观的有百货商店、食品商店、新华书店、大车店、火车站、废品收购站、下杂货、钟表社、皮革社、豆腐社、麻绳社、帽社、小食铺、洋铁铺、木匠铺、棺材铺、药铺、铁匠炉… …还有，最值得蹓跶的小人书摊。

这一天，我和堂兄文奇就是从正阳街北头蹓跶到南头的。晌午一过，我就去了北门里的文奇家。

文奇家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高墙外围着一圈老榆树。听说“满洲国”时，那里叫西北隅新发胡同某某号，现在叫什么，就没人说得清了。

文奇今年十一，大我三岁。他宽脑门，挺鼻梁，高我半头，是他爸爸龙汉大爷年轻时的模样。

在文奇家，我问候过他的爷爷奶奶——我叫大爷爷大奶奶，又参观了墙上的镜面画“三秋富贵”。

“满洲国”时，这画曾挂在德顺东下杂货的门厅。我留意到画上的白菜萝卜谷穗和蝴蝶蜻蜓蝈蝈，各个都栩栩如生、妙不可言。接着，文奇带我参观了房后的菜园子。那里白菜萝卜蝴蝶蜻蜓蝈蝈样样都有，唯独没有谷穗。文奇的蝈蝈住在“酱杆儿”（高粱秸）扎的笼子里，挂在风井旁的葫芦架上。

那蝈蝈又绿又大，和“三秋富贵”上的一模一样。牠正在吃着倭瓜花呢。倭瓜花又黄又嫩，是从园子里新摘的。蝈蝈的嘴巴像铁匠炉的钳子，一张一合著。牠吃得酣畅淋漓，不亦乐乎。文奇摘了园子里的蔬果，打了风井里的水洗干净，甩了甩请我品尝。甜杆儿不用洗，牙齿咬开剥了皮，嚼那甜的瓤儿，吸那甜的汁儿，渣滓就吐掉，做了肥料。我们每人吃了一根甜杆儿、两条黄瓜、三个洋柿子，把肚子撑得鼓鼓溜溜的。我们商量好去“蹓跶蹓跶”，说往我家的方向蹓跶吧。这时是下午一点左右，天气还有些闷热。

大人们在睡午觉，我们就溜出院墙，经过月牙刀高挂的清真寺和挑水的井沿儿，转过朱家小铺，走进正阳街。正阳街北段的店铺不多，不怎么繁华。马路两旁的洋沟（排水沟）上，洋沟板子已经所剩无几。“都被人拿回家做猪槽子了。”文奇说。

我们东看看，西望望，停在一家“皮革车具制品社”，就是从前的皮革鞔具铺“义发顺”。那里面到处是马车上的皮制零件和大马鞭。一些说不出名儿的制品还配上了黄灿灿的铜环和红艳艳的麻缨，煞是好看。有一抱挂在墙上的鞭稍像长长的面条，散发出的却是皮革的味道。

这样的面条中看不中吃，但若栓在车老板子的大鞭子上，那可就不同了。车老板子们夏天穿白布坎肩抿裆单裤，戴尖顶草帽，冬天穿大羊皮袄抿裆棉裤，戴狗皮帽子，一年四季都是威风凛凛的。他们赶着胶皮轱辘马车，甩着长杆鞭子，抖着红缨，发出“嘎嘎”的声响。那大车哗啦哗啦地响着铃，或是从哈拉火烧（蒙语：黑山嘴子）来，或是往哈拉干吐（蒙语：杏树疙瘩）去。

那些蒙古人的住所，一听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不禁令人心驰神往。

路西的大饭店福合轩，远远就看得到了。这是城里为数不多的楼房，是两层的“二节楼”。太阳正当头照着，没有风，四个蓝色大幌正高挂在门前，动也不动。

山墙上写着两个大字“仁丹”，蓝底白字格外抢眼。“那是满洲国的广告。”文奇说，“是小日本儿留下的呢。”

“满洲国”的仁丹我家就有。那银色的铁盒上画着个“元帅”，他留着两撇胡戴着三角帽，一看就不像是好人。不过那仁丹很是神奇，“八百年”过去了，细小的几粒放在舌尖上，嘴里竟立刻冒出了凉风。福合轩是很值得蹓跶的地方，但饭店不欢迎只蹓跶不花钱的人。

我们透过窗向里张望，见到那些穿干部服的宾客，他们笑吟吟地举着酒盅，祝着酒、献着辞、冒着汗，显得矜持而愉快。楼梯上，不时有宾客上下，上楼的庄严隆重，下楼的头重脚轻，也都是干部的模样。街上的车马行人不多。我们蹓跶着，不时地踢起一块石子或一片玻璃。

踢到好看的石子就捡起来握在手里，踢到好看的玻璃就走到电线杆子旁。电线杆子上缠绕了粗铁丝，我们把玻璃插进铁丝的缝隙，一下下掰成圆形，起名叫“镜头”。

公私合营后，不少的店铺买卖就在这条街上消失了。公福祥、德顺东、鲜货店，这三家店打通了，大门开在街角，叫百货商店，又叫贸易局。高耸的女儿墙上，如今还残留着“满洲国”时的字迹：“呢绒绸缎，京广杂货”。

贸易局投下的影子不大，刚刚遮盖了路旁的洋沟。影子里，出租“小人书”的摊子围坐着看小人书的人。摊主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尖下颏，细眼睛，白脸庞，嘴角上有了些浅色的胡子。他叫“扁担钩”，此刻正伸出舌头，舔着一根二分钱的冰棍。他的“摊子”就是一个木架子，“A”字形张开，前后密密层层地摆满了小人书。小人书摊生意兴隆。他的顾客大多是“小人”们，也有几个不上工的大人闲汉。扁担钩提供的小板櫈不多，已经被先来的人坐满了。没有板櫈的就坐在窗台上，或摞起的闸板上，或地面上。公福祥门前原本的“赵三爷”卦摊早已不见，而被“掌鞋的”取而代之了。掌鞋的摊主有三个，分别是张瘸子、李瘸子和王瘸子。他们也每人租了一本小人书，翻开来摆在膝盖上。张瘸子看的是《黛玉葬花》，李瘸子看的是《尤二姐》，王瘸子看的是《尤三姐》。他们都是“红学”的业余爱好者，也都是性情中人。他们一边钉着铁钉、削着胶皮、锥着洞、穿着线，一边斜眼瞄著书上的林妹妹、尤二姐和尤三姐，因她们绝世的美貌而长嘘短叹。他们掌握了这一心二用一石二鸟的方法，甚至还不时地同顾客交流，谈论他们的心得体会呢。

他们的顾客赵大下巴、钱大鼻子和孙大耳朵坐在小櫈上，努着下巴、挺着鼻子、竖着耳朵，一边抽着烟卷儿，一边瞥向书中的林妹妹、尤二姐和尤三姐，因她们的悲惨命运而短叹长嘘。过路的李大眼子停下脚步，偷看张、李、王三鞋匠的《红楼梦》。“嘎哈嘎哈嘎哈——白看咋地？”扁担钩很不满意。“嘎哈”就是“干啥”的意思。

“嘎哈？赵、钱、孙看得，多个李就看不得？哼！不看就不看。”李大眼子嘟囔着，大眼珠子骨碌了几下，背着手，讪讪地走了。卖冰棍的韩大脑袋，是“水学”的业余研究者，手拿的是《三打祝家庄》。这是和扁担钩“贸易上的互通有无”。

他们的贸易是：一根二分钱的冰棍，换看两本小人书；一根三分钱的冰棍，换看四本小人书；一根五分钱的奶油冰棍，换看六本小人书。扁担钩要待攒足了钱，买足了一百本小人书，再去吃五分钱的奶油冰棍。文奇有五分钱，说可以花掉四分钱租四本小人书，每人选两本，换着看。

这么多的选择，令人有些眼花缭乱、无从下手。看看周围的人，大人孩子人手一本，他们不做交流，而是自顾自地看，偶尔发出咯咯的笑声。

小孩子们在看《西游记》《岳飞》《追鱼》《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红岩》《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和《铁道游击队》。

也有的在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短剑》和《一封遗失了的信》。大人们在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杨家将》。我和文奇反复讨论，选了又选，最后选定了《一枝驳克枪》《无底洞》《通天河》和《黑龙湖的秘密》。《黑龙湖的秘密》是彩色的，扁担钩一定要多收一分钱。

这时我已经读完了二年级，小人书上的字能认得八九不离十。

这四本小人书都非常好看。《通天河》里，通天河冻得结结实实，像是远处的东碱泡子。冬天，我曾跟着爸爸和爷爷，拉着板车去东碱泡子戗苇子。我们的鞋子上装了“防滑铁皮”，是从洋铁铺废铁堆捡回来加工的。爸爸把铁皮剪成长方形，用钉子凿出尖牙子，再绑在鞋底，走在冰雪上就不易滑交了。

通天河唐僧师徒四人，他们的鞋底也都包裹了防滑的干草。忽然，冰冻的河面崩裂，一跃而出的鲤鱼精张开血盆大口，彷佛要吞下整个城。这情景不禁令人毛骨悚然⋯⋯《黑龙湖的秘密》讲述的是深山探险的故事。五个孩子听说黑龙湖水终年冒泡而心生好奇，就带了干粮前去探险。他们一路克服困难，增长了见识。

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他们终于解开了湖水冒泡的秘密：原来那湖底藏着丰富的天然气宝藏啊。第五十九页的画面最引人入胜。这一页讲的是“野炊”。天色已晚，五个孩子肚子饿了，但他们猎到了两只山鸡，采到了新鲜的蘑菇。篝火呼啦啦地烧着，青烟在溪水边飘荡，锅里的山鸡“配上新鲜的香草”，那味道一定鲜美无比。可是看着看着，孩子们的衣服就变了。三贝儿的黄褂变成了蓝褂，黑长裤变成了红短裤，帽子也由蓝变红了。而小妞儿的蓝裙子变成了粉裙子，连那酒红色的“皮药包”也变成了浅灰色。他们去深山探险，并没带行李，是怎么换的衣服呢？还是画书的人粗枝大叶，画着后面的，忘了前面的？我们透过手中的“镜头”向前望去——钟表社也是一个值得蹓跶的地方。立在门口的牌子上，写着钟表社的全名：“美术装潢图章刻制钟表修理门市部”。

那上面的每个字都有一个笔画“写”成一个圆点或圆圈，显得非常美术。此外，牌子的背景还画了钟表和图章，画得十分立体。图章向前倾斜着，上面的字是反的。我们用“镜头”反射着看，见那方章上刻了“张国庆印”，是仿宋体。那圆章上刻了“王大可印”，是隶书体。我们说“张国庆”是一个顾客，是“国庆”那天生的。而“王大可”，就是坐在玻璃窗里的人。那人看起来三十几岁，黑灿灿的脸，梳了背头，套袖上沾了颜色。他的左眼眯缝着，右眼上卡了一个小瓶子状的放大镜叫“目镜”，正在专心地刻着图章——“抠戳儿”呢。

坐在柜台里修表的女子大鼻子，凹眼睛，头发有点黄，像是个“苏联人”。她也戴着目镜，正在用小镊子夹着一颗细小的零件。她的镊子变魔术般地游动着，把那零件小心地放进表芯里。我和文奇连忙举起“镜头”仔细观看，“苏联人”却“啪”地一下扣上了表盖。她把表摇晃了几下，凑近耳边。

一转身，她发现我们手里举着的“镜头”，笑了。我突然冒出一句：“哈拉少！”这句俄语的“好”人人都会说。可文奇说她不是苏联人，而是二毛子，或是三毛子也说不定。这时，店里所有的钟表同时响了起来，挂钟坐钟落地钟⋯⋯那叮叮咚咚的声音格外悦耳，隔着窗就听得真切。

原来，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太阳已经偏西，对面房子的投影差不多落到马路中间了。再看到那招牌时，发现美术字上的那些圆点儿像是饼干，圆圈儿像是套环儿，都是食品商店里好吃的点心。我们蹓跶了半天，消化了肚子里的甜杆儿黄瓜洋柿子，已经有些饿了。

⋯⋯

我和文奇的“蹓跶”，大约就仅此一回。

文奇一家在这年的夏末就搬走了。我用水彩临摹了一套四幅漫画叫《引火烧身》，说的是一个男人在被窝里抽烟，不知不觉间睡着了。烟头掉下来点着了被子，男人差点没“引火烧身”。

我附了封信，去“邮电局那条街”上的邮电局，把《引火烧身》寄给了文奇。

从邮电局出来，我看到门口的“飞刀树”，不久前树叶还是绿的，现在已经变黄了。我在路边捡起一片“飞刀”扔向空中。透过太阳的光芒，那“飞刀”像蝉翼一般，剔透而明亮。它在空中飘着、转着，久久不愿落下。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临了。原载于《中央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