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季酷热漫长，姗姗来迟的秋天完全没有带来清凉，临近中秋了，依然暑热难耐。

家中闲坐，偶尔看到一则消息:济宁兖州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在新兖镇开展野外实地调查工作时，发现一处近现代代表性建筑——中匈友谊拖拉机站水塔。

中匈友谊拖拉机站是我熟悉的名字，小时候给别人说我爸爸在哪里上班时，总说成是“得拉机站。”当一个人回望过去的岁月，如同站在高处俯瞰一条河，源头在哪里，哪一段平缓，哪一段是浅滩，哪一段是急流，哪一段水清澈，哪一段水雄浑，在哪里消失了，最终流向了哪里？人生如此，单位也是。

从中匈友谊拖拉机站，到橡胶厂，到明星橡胶公司。简单的名称变化，其中有包括我们父女两代人以及几百名职工的命运起伏，都在里边了。前边说到的水塔，我就很熟悉，国内独一无二的匈牙利建筑风格水塔，自下而上为锥形弧线，细长（高）而优美，中间缩腰明显，塔顶像撑起的一把大雨伞，故而得名“伞形水塔”。

那一年，有个工人爬到了水塔顶部，从巢穴里掏出一只雏鹰。后来，园林部门知道后把鹰收走了。从那时我才知道，鹰是生活在高处的。少陵公园里，我曾长久伫望一只秃鹫，警惕凌厉的眼神，爪子锋利有力，有铁链拴着。这只秃鹫在公园生活了很多年。后来这只秃鹫不见了，我从心底里长舒一口气，它终于解脱了。后来，企业破产了，我们这些人，没有几个是高处翱翔的鹰，太多的雄心万丈，终被雨打风吹去。大家都是平凡的走向。中匈友谊拖拉机站于1956年成立，是当时兖州最高级别的行政单位，第一任站长是当时济宁行署副专员杨浚。岁月苍茫悠远，过去被时间的厚厚的高墙遮蔽了。

父亲回忆拖拉机站建站往事，说来了很多匈牙利专家。后来，匈牙利国内爆发“匈牙利事件”，这些专家的家属还都来到这里。大约一年后，就撤走了。当时建成的拖拉机站，无论是办公区域，还是厂房，水塔，都带有匈牙利建筑风格。1958年春，当时的站长对还是统计员父亲说:“小张，你是一中毕业的高材生，去农机校上学吧。”于是，父亲考上了省农机校，成了这里的第一届学生。父亲说，当时，农机校里招收的是全国各地的学生，兖州的只有他和一位陈姓同学。当时农机校的校长叫钟建文。1961年，父亲毕业，被分配去了掖县（现在叫莱州），在掖县工作了九年。

1969年，潘华南任拖拉机站站长，他是掖县人，通过这层关系，父亲终于调回兖州了。父亲2000年退休，工龄四十多年，省农机校第一届毕业生，退休时工资两千多，而他的同学，大都是在事业单位退休的，工资一万多。有时，真的感到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父亲在拖拉机站上班时期，曾被派到新驿公社韩马村带知青。我和姐姐也去过韩马，如同电影镜头一般，我的记忆是这样的，我坐着一位知青姐姐的车子去韩马，而姐姐坐着拖拉机回城，我俩擦肩而过。姐姐大声喊我，她就这么快乐回家了。（我在知青点待了一段时间后，不想回去，跟着一位知青姐姐回她家住了一晚上才被我妈接回家。）我最高兴的是有人在旁边说:张老师的二女儿比大女儿漂亮。当时心里是洋洋得意。回忆往事，人的生活其实只是一些画面的记忆。许多年以后，看电影《龙猫》，觉得我和姐姐就是电影中的小梅和小月。

那个最关心我的张姐姐因为误服敌百虫而被紧急送往医院。好像有别的隐情。那时已是七十年代末，知青回城都是有名额的，大家都在等待一个美梦，当得知这个梦又一次幻灭时，总会心灰意冷。大人总是这样，很少有欢乐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丢失了呢？韩马也成了我对农村生活的特有记忆。后来读很多知青小说，梁晓声，铁凝，王安忆，十分亲切熟悉。当然，还有王小波笔下的王二。知青点有个专门负责做饭的知青，可以不下地。他瘦瘦的，走路时身子总晃来晃去。眼神总露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我问张姐姐，这个知青怎么不去地里干活。张姐姐说:“不用，他做饭。”现在想起这个做饭的知青，他和王小波笔下的王二重合了。这应该是一个有趣的灵魂。五音不全的我在地头给大家唱歌，唱“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老爸在远处笑。

拖拉机站时期，我上小学，每到六一儿童节，我的爸爸会作为单位代表，给学校赠送礼物，和其他单位的代表一起坐在主席台上，还为新入队的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而我的妈妈，那时是学校的老师。我坐在学生队伍里，低头抿嘴笑，那是最幸福的时候了吧，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和忧愁。人类的每一刻都是稍纵即逝，这就是人的本质后来，妈妈也不在学校教书了，做了十六年教师的母亲被辞退，沉闷的气氛在家里弥漫，我当时小，不晓得命运其实在这里转了个弯。没几年，所有的民办教师都转正了，可以退休，而且退休工资在当地算是很高的，比我爸爸这个工作了四十多年的工程师还高。（因为他是企业退休的。）母亲曾经的同事，转正后，都领着高工资，安享退休生活，母亲的失落可想而知。

又过了一些年，可以给这些曾经为教育事业奉献了青春的民办代课教师发一些生活费了，一年20，母亲16年，每月可以领320元补助。母亲已经年迈，但还是很高兴。她很知足。时光是飞驰而过的火车，碾过尊严，碾过贫穷，碾过那些微薄的梦。命运可否有遗传，小时候在姥姥家住，只有姥姥和小姨，孀妇弱女。每到晚上，气灯亮起来，许多小飞蛾，蠓虫围绕着灯光飞来飞去。人们围坐着，队里的会计给每个人记公分，小姨总是最少的。姥姥很失望。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大人常常要咽下委屈。分粮食时，总是最少的。一次分地瓜，我和姥姥背着粪箕子去领，只分到一个地瓜，那个地瓜很大。清冷的月光把祖孙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当我长大，想到姥姥的委屈，母亲的委屈，还有我的委屈，好像是生命的底色只有委屈一样。1981年，中匈友谊拖拉机站与兖州橡胶制品厂合并，新名称为“兖州橡胶厂”。

拖拉机站由事业单位变为企业，橡胶厂由集体企业转为国营企业。时代的洪流中，个人只是一滴小水珠，改变不了奔流的方向。其中多少人的命运发生改变，一切都悄无声息。作为农业机械方面的专家，父亲曾有机会被调去农业局，或者农机局，但他还是留在了这里。此后面对发不出工资的窘境，退休后工资比这些单位人低数倍，此间种种，我不知父亲是否有遗憾，但他没有说过。

橡胶厂时期，1984年，这里成为县里第一家发不出工资的国营企业。这一年，父亲去济南打工。母亲用地排车搬家，我家从西关大街搬到了黄金阁街。父亲去济南的那一天，母亲正感冒，躺在床上，家里只剩几元钱，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又过了两三年，橡胶厂走出低谷，效益很好，又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在厂区的西北角，有个高台，下面是防空洞，高台上长出了好多树，有桑葚，悬铃木，杨树，榆树。站在高台上向北望，是大片庄稼，阡陌小路纵横其中，庄稼地东边，是西关学校，再往北，是我的家。我在这里摘过桑葚，榆钱，都不如作家笔下描绘得那般好吃。但这里确乎像迅翁笔下的百草园。我在这里向北望，看天上的云卷云舒，总有酸酸的东西涌上来，在喉咙里荡来荡去。

《乡归何处》中，妈妈对雅各布说:“孩子，你的眼里有光，你看到了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雅各布一心要走出故乡，像鹰一样翱翔，飞往四季温暖的巴西，那里没有寒冬，那里瓜果飘香，流着奶与蜜。如果把时间快进到明星2000年左右，公司已进入破产时期，也是在这个防空洞旁，撑着雨伞的我，看着满地丢弃的资料，照片，白纸在风雨中翻飞，你仿佛看到历史云烟的消散。再也找不回来了，丢弃的，永远消失了。橡胶厂在艰难维持，一个生机勃勃的企业在时代洪流中，市场经济冲击下，一步步走向衰亡，破产。每到发工资日子，厂长总是愁眉不展，四处筹措，那时，工资还没有统筹，光辉悠久的历史一下子成了负担，退休职工多，拖拉机站级别又高，有不少离休的干部，仅是工资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橡胶厂就像一条风雨飘摇的小船，走着走着被风浪打翻了，几次挣扎，也徒劳无功。艾略特说，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想不起是哪一天，告别了橡胶厂时期，再也没有回去过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人去了好单位，一些人去了别的企业打工，还有一些人自谋生路，做些小买卖。当时，满大街还兴跑那种木制三轮车，我们称为木的。好多下岗工人都在跑木的。许多影视作品展现了当年国企下岗大潮，现实中这些人的悲哀，绝望，希冀，他们的生活状态，更粗砺，尖锐。所谓的进步是胜利者自我陶醉的故事，失败者的记忆却经久不灭。

这段话来自奈杰尔·克利夫的《最后的十字军东征》，其实也是那段下岗潮中普通人的心路历程。当你看惯了胜利者的故事，是否想听听失败者的讲述。郭叔，就是在这个时候突发疾病去世的。他本来在济宁八中工作，因离家远，后调来橡胶厂，时光转啊转，不想工资越来越少。我看到郭叔的儿子，去领丧葬费。我想，选择即命运也很有道理。落在一个人一生的雪，你不会都看到。这艘风雨飘摇的小船后来进入明星橡胶公司时期，留下来的职工都被命运推着前行，看不清方向。每个人都清楚单位终究会走向倒闭，谁也不知哪一天，会以何种形式。仿佛大家都在配合演一出无聊到底的戏剧，都毫无激情。都在配合。

这段时期有些工种需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干，就招了一些计件的临时工。勇子就是那时来厂的，他是退休职工孔叔的小儿子。来这里干硫化工。每当上夜班时，硫化车间的小伙子们在工序上忙完，把做好的橡胶胎胚放在模具里加热的时间，会来包装车间凉快。勇子坐在那里，就像荷马史诗中的美男子阿喀琉斯一样健美，宽肩细腰，八块的腹肌，真让人慨叹，这么英俊的小伙子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车间里。我忽然想到那只鹰，鹰是生活在高处的。有时，勇子的女友来看她，听说是个校长的女儿。勇子工作很认真，计件工资总是最高的。

公司破产后，也不知他去了哪里，和那个女孩结婚了没有。勇子现在也是中年人了。还有一个瘦瘦的大男孩，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白白净净，干不了硫化工，干包装，他很聪明，很机灵的样子。后来，听说他去青岛打工了。

很多年后，听到一个同事说他很惨，我问什么情况，同事说他出了工伤事故，手指断了三根。元宵节的夜晚，我们车间的工人都出来看烟花，璀璨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发出的光照亮了每一张注视它的真实的脸，包括爱做梦的我。炎热的夏天，检查工序上有一位女工请大家喝易拉罐的雪碧，绿色的雪碧摆在那里，发出清凉的光。这个印象太深刻了，那时工资不足三百，也就是每天不到十元钱。而一罐雪碧的价格就是两块多。这位女工的丈夫是高速公路桥梁工程师。我那时知道，幸福的颜色其中一种就是易拉罐雪碧的绿色。明星橡胶公司也没经营多长时间，就破产了。时光流逝了，工厂的歌也结束了。只是，人的生活还要继续。我对爸妈说，我要写作，并将其视为我窘迫生活的救命稻草。此后，每去爸妈那里，他们都小心翼翼地问我:“那个写东西的事，怎么样了？”尤其是母亲，她坐在沙发上，欲言又止，眼中透出的关切让我压力倍增。他们都将希望寄托在我的不切实际的写作幻想中。

凯伦布里克森在《走出非洲》中写当她准备写一本书，仆人们将其视为拯救农庄于危难的最后一举，他们常常进来，久久站在一旁观看它的进展，在装有墙板的房间里，他们的脑袋与墙板的颜色十分相近，夜间看上去仿佛只是几件白袍，靠在墙上与凯伦相伴。谁说读书不是生活的解药呢？在这一刻，书中情节和我的生活奇妙地相通重合了。我庆幸前年我又去了橡胶厂一次，窥见了它最后的容颜。现在，它已经被开发为商品房用地。厂房车间不久就起高楼了，没有人会记得那棵巨大的松树，匈牙利建筑风格的车间，办公楼，我曾站在防空洞上眺望北方，当然还有水塔，和水塔上的那只鹰。我的家乡兖州，两位伟大的诗人曾在这里相聚，漫游，访友。被称为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的双曜。特别是李白，曾在这里寓家二十多年，诗仙自比大鹏，“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临终时，作《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大鹏奋飞啊振过八方。中天摧折啊力量不济。

天才浪漫的诗人始终自信他就是一只大鹏（雄鹰）。而雄鹰只在高处。而杜甫，大多是普通人的生死歌哭，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世上疮痍，诗中圣哲。他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写“安得广厦千万间，愿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比爱李白更爱杜甫，因为天才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伟大的同情心更难能可贵。

单位的故事结束了，人的故事还在继续，受了委屈的大人还要努力前行，失望之后还会燃起新的希望。

加缪说，很多事情别想的那么糟糕，毕竟，还有阳光来温暖我们的骨头。2024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