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孙宜才是同窗好友。一九八九年春天，我们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那个时候文学是主要话题，我们谈汪曾祺、从维熙、张贤亮、阿城、王朔、海子等作家、诗人。位于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那一间靠北面的房间，我与孙宜才、王良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天。那个春天我们有很多憧憬，也为那个春天流下了许多伤感的泪水。短暂的校园生活很快结束了，孙宜才回到了山东济宁，我回到了东北吉林，彼此挂念，手札往复，依然谈文学、谈人生、谈我们的未来。那时，我们都年轻，总觉得世界很大，希望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激情不再，甚至有一点颓废。

人到中年，东奔西走，我专程去济宁拜访孙宜才。那时他已从故事大观杂志社调至市文联。在他的办公室，看到了他的书法，有完整的书法作品，有临帖的残纸；一些草书名帖摊在案几，氤氲着浓郁的书香。眼前的情景有点熟悉，一瞬间激活了我的记忆。记得在北京，我翻开王羲之的《十七帖》，准备临写。孙宜才看到，与我谈起书法，他告诉我，他也非常热爱书法，于是，他拿起毛笔临了几行，笔调清新，刚健婀娜。十几年过去了，终于又看到了孙宜才的书法，的确，传承有序，笔清墨润，见功力，见才情。于是，我们又一次深入地聊起书法。那次，他还带我去拜访了他的书法老师刘承闿先生，刘先生是金石书刻大家朱复戡先生的入门弟子，中国书协成立时的首届会员。这次拜访让我对孙宜才的书法学习与创作又有了一些了解。离开济宁时，我带走了孙宜才的两幅书法作品，此后，我们的联系又紧密起来。当然，还是因为书法。孙宜才写小说，小说集《暮色》是他文学才华的体现，正当壮年时，他又转而倾心书法了。我写散文、随笔，也转向书法，也就是说，我们不约而同靠近了书法，把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当成了我们的精神支柱。后来，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成立，我们一同参与，又一同推进当代作家书画的创作。

又是十几年过去了，孙宜才潜沉到书法的海洋里，默默地用功，从传统经典中汲取再汲取，其书法创作也随之有了明显的变化与提升。我策划了一系列作家书画展，孙宜才积极参与、热情支持，我也得以看到他的书法从生到熟、从弱到强的过程。此前，他的草书生辣、劲健，眼下的作品中和、亲切、线条婉转、结字温和。近年，我一直对作家书法保持研究的兴趣，探究文学创作的过程，是如何影响到他们的书法学习、书法审美、书法创作的。对作家书法的赞赏和批评，是有深刻的文化意趣的，其中包含了我们与古人相同和不同的书法理念，与专业书法家心理与技法的差异等。

孙宜才是作家，且从事文学期刊编辑二十多年，有着系统的专业性文学阅读和写作训练。他在年轻时即临帖，他的字有清晰的来路。写作与阅读存在着文化的关联，写字也是如此，没有对书法史的熟稔和一个漫长时间的对视，所写的字一定苍白无可观者，没有多少意义可言。作家旁及书法，天然的优势在于其文学的素养与功底，这应该有助于对晋韵、唐法、宋意的理解与吸收，一旦付诸笔墨，文学的底蕴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孙宜才书法作品所散发出的馥郁而温润的书卷气，正如有评家言：文气入骨。孙宜才写字，有痴迷、沉醉的感觉；检视毛笔，触墨，弹笔，直至入纸，一个优美的程式化动作，会让人感受到书法创作的美感，或者说是孙宜才草书创作的美感。有可能是孙宜才对草书的高度重视，对草书倾注的心血，投入的精力，使他的草书在当代作家中可圈可点。向来文书一体，孙宜才书法，与他的写作之道颇多相似之处。

多年追求草书的孙宜才，树立着古典书学的人文理想，优雅、温婉地游走于晋、唐与宋人的经典草书之间，锤炼着追慕草书的意志，培育着细致的艺术感觉，开拓着书法艺术创作的坚实道路。孙宜才的心中鲜活着中西方文学人物形象，这份积累，自然也会影响到他的书法创作。孙宜才的草书，的确具有艺术古典主义的典型特征——淳厚、中和、简约，如同宗白华所言“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其实，任何写草书的书法家，所走的路与孙宜才没有什么不同，高度程式化的学书之道，要求学习者们相互重复。所谓的才华，无非就是重复过程中的差异——遵循艺术规律的个性与情感的表达。孙宜才做到了什么？第一，他体会到了古人的感觉。写字时的虔诚心态，忘我的禅心，对历代经典碑帖及当代优秀书法家与书法作品的尊重，这些都使他进入一种静心参悟的纯粹境界。第二，他投入了一定的时间临帖，努力以时间占有空间。近些年，孙宜才对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用功甚勤，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从头捋起，显然他是要追根溯源，试图从汉字的源头起始，探求书法一路走来的奥妙所在。于行草书，他久久徘徊于“二王”经典，获得“取法乎上”的艺术浸润。尽管我不同意时间是书法家超越古人的一个指标，但我对孙宜才坚决投入时间之河，问津草书堂奥的选择是赞同的。第三，由于时间为孙宜才撑开了一个空间，对草书的认识自然有了更多的依据，艺术信息便开始过多地介入他的草书创作。草书之难求，照朱复戡先生的说法：“作草须笔笔沉着而气势纵逸，纵逸辄浮野，沉着易滞涩。”如何平衡“沉着”与“纵逸”这对矛盾，以达成沉着而无滞涩、纵逸而不浮野，孙宜才潜心修炼，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摸索与探求。早些年，孙宜才的草书特点主要凸显于挺拔圆润的中锋线条与流畅的游走，用笔略嫌单调；后来通过对“二王”行草尺牍的学习，尤其是对《十七帖》《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的深入研摹，在草书的创作中参以行楷书的笔意与方笔、方折，用笔明显丰富起来。于是，我们在孙宜才的笔下，看到了变化莫测的线条，强烈的墨色对比，起伏跌宕的节奏，畅达的顿挫，张弛有度的笔调，飞扬的情思，贯通的气韵，整体章法的凝聚与协调。而这些，恰恰是一幅优秀的草书作品不可或缺的要素。再加之他研习大篆的浸润，使得草书面貌更为质朴浑厚、苍茫古拙。

作家面对书法的不同认知，决定了他们的追求。很多作家强调书法的个性，甚至认为，临习古人的碑帖是没有必要的重复，是对创新的束缚。因此，他们无拘无束地挥舞毛笔，没有笔法、字法意识，更无章法之统筹，以漫漶的字迹宣示个性。这很可怕，这也是批评界对作家书法诟病的依据。作家要有面对书法的敬畏之心，对于传统的汲取当然不可或缺，假借文学创作的成就，把书法视为简单的写字，是一种文化错误。孙宜才的书法创作实践，提供了哪些启示，值得我们深思。迩来孙宜才于书法尤为活跃，他不仅勤于临帖、创作，还应书法家乌峰之邀参与了以书法家与雅文学作家为主的邹鲁书社的组建，有意引导书法与文学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倡导文人书写的回归。他也研究书论，学习并参与朱复戡艺术的专题研究，一系列书学论文也引起书法学界的关注。作为作家，他显示出书法创作和书法研究的专业素养，这无论在“作家书法家”还是专业书法家之中，都是难能可贵的。

二〇二二年九月八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