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春荣，1917年出生，1979年去世，赵庙镇南挖村人，他一生豪爽，耿直，待人祥厚，为百姓做下许多好事，为众人所爱戴，后称其为汤三爷，又因与湖东众人交往，其品德为湖东众人所折服，又称其湖西“汤三爷”。

　　1940年，汤春荣组织本村壮劳力，形成了18个板橛子对（锄头队），开垦湖田。后，湖田有水，不能耕种，又历荒年，群众没有粮食可吃，只能挖野茅草充饥，在汤春荣劝说召集下，13村民开始有组织捕捞（逮鱼摸虾），叠泥堰，在形成了13个半堰挡，每个堰挡相距60步（宽），窄的地方有40多步宽，长度从防浪堤开始一直到泗河。

　　每道泥堰能下40多个虚笼（当时生产力低下，没有其他的逮鱼工具），每天逮的鱼，因当时没有市场，没处卖，百姓也没有钱买。汤春荣等人，只能捡点好鱼，以物换物，换几斤粮食，分给周围的邻居，以度饥荒，当时2斤鱼换不来1斤红薯干，3斤鱼换不来一斤高粱。

　　1944年秋，有一只汽轮船，停在了泗河的西边，此处为南挖村村民赵井言的泥堰，五个人，四个汉奸，一个日本人，下来三个汉奸，沿着堰埂，一个提着虚笼，一个倒鱼，另一个在堰盆里乱摸，泥堰都给坉平了，虚笼连坉加踩，都给毁坏了。汤春荣见此大怒，为了维护大家伙的利益，跑过去制止，一个汉奸掏出枪，指着他，他随手夺过枪，扔到水里，猛地一拳，打倒了那个汉奸，接着把其他两个汉奸推倒泥水里。鬼子汉奸吃了亏，自然不甘心，几人气势汹汹想要围堵汤春荣。

　　汤春荣一看要吃亏，弯着腰，一步窜进芦苇荡内藏了起来，（汉奸）再找也没找到，气急败坏走了。第二天，鬼子汉奸们，又来报复，这次多了两个穿军装兵，鬼子的汽船后面挂着一个小木船，他们把汽轮船藏到小苇棵片内，留下了两个伪军和一个日本人。小木船上四个汉奸，两个撑船的，两个藏在船舱内，四处搜捕汤春荣，此时，汤春荣正在倒鱼下虚笼，汉奸很快就把汤春荣围了起来，用枪狠狠地顶着腰，押上汽轮船后面的木船上，木船上有两个汉奸看护着汤春荣，开往运河，快到运河边，汤春荣看到有一片芦苇荡，计上心来，力大无穷的汤春荣故意把船舱的鱼篓踢翻，假装拾鱼，单脚使劲，小船被汤春荣踩得来回颠簸，左右摇晃，险些翻船，两个负责看守的汉奸，立足不稳，被掀到水里，随即，汤春荣又是一个健步，从船上跨到芦苇荡里，不顾芦苇扎脚，借助苇片掩挡，顺着露出水面的土埂子，往东北疾跑。等汉奸鬼子们把汽船停下，汤春荣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鬼子汉奸们自然不甘心，顺着脚印追赶，不过，找了一中午，鬼子也没有找到汤春荣。

　　1946年，作为革命积极分子的汤春荣为躲避国民党的迫害，与同村张有仁、蒲保运北撤，1948年，淮海战役中，汤春荣踊跃支前，解放后，1950年，受上级委派，在沛县老教堂（现沛县二中）参加“基层干部”“土改工作”培训，每7人为一小组，同村宁广力也参与此次培训，培训结束时，汤春荣老母亲病重，不久去世。培训后，汤春荣又回到了湖里，干起了老本行（捞鱼摸虾）。

　　1950年到1951年，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吃大锅饭。随着各项运动的开展，南挖村成立四个生产队，尽管当时国家政策是“三级所有制，队为基础”“按劳分配，实行工分制”：男劳力每天8分半，早上1分半，上午3分半，下午3分半；妇女劳力，早上1分，上午3分，下午3分。不满18岁及老年人还少。但是，囿于历史条件局限，并不能如国家政策所倡导，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相反，生产队很穷，没有经济收入，只能靠卖点余粮做开支。群众更苦，通常是劳动一年，得不到分文，透支的拿不出来，该得得不到。

　　另一方面，生产队的耕畜（牛马驴）是社员的命根子，没有饲草喂养，汤春荣看到这一切，记在心里，想给全村做点有益的事，解决以上难题。

　　汤春荣开始了新的工作生活，早起捯完虚笼（在叠的泥堰下的虚笼），天将明，就开始挖草根，插苇子，培植苇子和湖草，汤春荣把所有空闲的时间都用来干以上工作。为了更好培植芦苇和湖草，汤春荣长期就住在湖里老闫店（老闫店是古代住过的村庄，有砖头瓦块基碑基石，它的位置就在三道卫河西岸堤脚下）。春暖花开时，他插苇移草，寒冬夏日，他在泗河底偏东，用船捞湖泥，培堌堆。寒暑易节，汤春荣堆起了一个大土堌堆，长16米，宽12米，在土堌堆上盖起来两间小草房，搭起了6米多高的两层四角木架（也就是观望台），能看到四周栽起的芦苇和湖草，后来，此处成为一个地标性土堌堆，被湖东和本村群众叫做“汤堌堆”。

　　没过几年，  汤春荣插植的苇子，连片成长，形成大苇稞，芦苇荡，为了便利群众向湖西运送苇子，在土谷堆前面泗河，汤春荣凭一己之力，手挖肩扛，硬硬开出一道河沟，宽8米多，长500多米，这样，收割的苇子和芦草就能轻松地运出湖里。每年的春季秋季，汤春荣组织人员去湖里收割湖草，就地晒干，用船运回村，解决全村四个生产队的牲畜喂养不足的难题。

　　晚秋至入冬，汤春荣培植的芦苇，被收割、运出、售卖，给村民增加了经济收入。湖产的收入引起了湖霸、湖匪的注意，他们强抢、偷割芦苇，偷盗人家的虚笼，倒人家的鱼，毁坏渔具，又因为大湖野草丛生，荒无人烟，几里路宽的湖面平时见不到一个人，湖霸、湖匪仗着人多势众，便肆意妄为，导致无人敢在湖里生活。但是，汤春荣有力气，有胆识，不惧怕匪徒，孤身一人住在堌堆上。

　　有一天，大屯安庄村的宗继芳在老闫店割的草，晒干，垛在那里，来了三个人明抢，把草往船上装，宗继芳拦挡不住，反而被三个人围着用裤镰把痛打，痛得直嚎。汤春荣听到哭喊声，连忙跑过去，手持一根长棍，抽得抢草的三人直喊饶命。

　　每年夏天入了伏，就开始有偷割苇子的，一直到秋后，入冬后，苇子基本上收割完了，湖里才算太平。偷割苇子的匪徒经常结成伙，能抢的就抢，能偷的就偷，不能偷就毁坏，栽的苇子偷给拔了，插的茅草偷给薅了。如果有人遇见这帮贼人，这帮贼人说自己是溜着玩的，如果没人碰到，这帮贼人就钻到苇棵里，哪里顺手，就在哪里偷割苇子。为了维护村里的财产，汤春荣和偷苇子贼人爆发一次又一次冲突，结果每一次，这些偷苇子的贼人都没获得好处。

　　为了报复汤春荣，偷盗苇子的人划来来了四只船，每只船上两个人，把汤春荣围在当中，用篙乱撺汤春荣，汤春荣力大无比，用自己的长竹篙，把来犯贼人，拨拉到水里，然后，挥起长篙，将贼人抽得直喊“再也不敢了！”

　　汤春荣知道这帮人不能善罢甘休，愈加提防，又是一天夜里，12点多钟，汤春荣听到外面有动静，从窗户往外一看，不远处有晃晃的黑影，连忙藏到土堌堆草丛里，原来是前一批偷苇子的人，拿着铁叉棍子前来偷袭，他们七八个人，拿着四把叉，剩余的人拿着棍子，两把叉堵住窗户，另两把堵住门，用叉往里撺，听听没有动静，偷苇子的人用手电照也没找到人，于是，他们把面米油，靴子，马灯，铁锨都给拿走了。

　　第二天，汤春荣找到他们的家，因当时记住偷苇子的说话的声音，他们讲：“湖里的苇子、地，东西多了，湖里谁唬着就是谁的！”偷苇子的人不敢在明处报复汤春荣，他们知道汤春荣力量过人，五六个人打不过汤春荣，暗地里烧了汤春荣两次屋子，把汤春荣种的青菜萝卜等全都给毁坏了。

　　除了芦苇，汤春荣为村里农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当时土地贫瘠，没有化肥农药，用的是土杂肥，杂草，垃圾土，挖粪坑，起家庭院内的土做肥料。当时的口号是“家土换野土，一亩赶二亩”。因为肥料不够充足，当时小麦亩产量只有300多斤，大豆亩产量只有200斤左右，汤春荣看到这种情况，就忙着在湖里四处联系养鸭子的渔民，他们渔民大大小小都有鸭圈，叫生产队出人，帮助他们清理鸭圈，收集鸭粪。

　　生产队的牛槽不够用，多数是用木板对活而成的牛槽，汤春荣把湖里老闫店多少年的无主废弃的墓碑收集起来，一个墓碑1000多斤，汤春荣力大无穷，把墓碑装到船上，运回村，由生产队找石匠刻成石槽，把湖里一些废弃墓石板，抱到船上，运回来垫牛圈。

　　汤春荣的家人亲戚及邻居问他，你这么劳累，不要报酬，谁知你的情？谁能说你的好？你为的啥？图的啥？汤春荣：“人活一生，不能光想着自己，吃饱穿暖，能给大家出点力，做点好事，我为村开垦湖田，种植苇子，看管湖草，能给大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义务，希望大家都过得好，不要报酬，是图的一个名声，不能白活一生，为村民社员及后人留下点湖产财富，比干什么都高兴，心情比什么都舒畅！”

　　1979年10月份，因为汤春荣有威望，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都害怕他，而且责任心极强，村把他安排到湖西大堤，看管苇串（村里集中存放干芦苇的地方）。看护期间，下起了连阴雨，刮起了北风，苇串歪倒，把汤春荣压到里面一夜半天，村里得知后，把汤春荣从苇串救了出来，送到大屯煤电公司医院救治，不久去世。尽管村里极度拮据，但，南挖村每个生产队还是给了100元安葬费，安葬送行汤春荣老人。

　　汤春荣在湖里三十多个春夏秋冬，独人，孤舟，孤岛，辛勤劳动，风雨同舟，守护3800多亩芦苇湖草和堆起来的一座土堌堆，他性情豪爽，耿直，待人祥厚，不干违法之事，不做投机取巧的事，尊老爱幼，一心为他人，他的处事待人受到本村及湖东人的尊重，大伙送给他一个绰号“汤三爷”，提起“汤三爷”，无人不知，谈起汤堌堆，无人不晓，他给人们留下磨不灭的记忆。

　　时至今日，南挖村有些老人回忆起70年代那段集体生活：牲畜个个膘肥体壮，因为汤春荣老人培植的湖草；年终，能分上一笔钱过个好年，因为汤春荣老人培植的芦苇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无不赞颂汤春荣老人的忘我付出，我们也相信，若汤春荣看到今日之盛景，定能含笑九泉。

　　（付道峰依据汤春荣老人次子汤宪超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