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年三十下午，我和二弟总要回老家老屋贴对联。虽说家人大多住在县城，难得回老家，但年三十下午这趟，是万万不能少的。

每次回来，我和二弟会先把几个房门都打开，挨个房间看看，再各自忙活起来。我总是会拿起那把破旧的大扫帚扫院子，二弟则收拾屋里的杂物。院子扫干净，两人就一起贴对联，最后放一挂鞭炮，再放几筒烟花。

此时的村子里，家家户户都透着年味儿，大多人家已经开始忙着包水饺，忙年夜饭了。

看着最后一筒烟花燃完，我和二弟便走到大门口，也不急着回县城，便点上一根烟，前后左右打量着村子，偶尔遇上乡亲，就站着聊上几句。

每年每天的这个时候，住在村北的邻居陈大姑，总会系着围裙从家里走出来，笑着走向我们弟兄俩，热情地拉家常。她总要问起我娘的近况，在哪家住着、身体好不好，又问我父亲的情况，翻来覆去都是这些惦记的话。每到这时，我就笑着喊声“大姑”，细细地跟她应答，和她拉着家常。

我叫她“陈大姑”，是因为她娘家就在本村，我一直顺着她未出嫁时的辈分叫，从没改口叫“大娘”。

想起儿时，我们全家都住在这里的时候，村西北角是最热闹的。那时，我娘、陈大姑、李大娘、魏大嫂年纪相仿，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这里就是孩子们的乐园。谁家放鞭炮，邻家的孩子就会追着炮仗声跑过来，叽叽喳喳闹成一团。

如今，李大娘搬去了村东的儿子家，魏大嫂耳朵聋得厉害，连放鞭炮的声音都听不见了。更让人伤心的是，陈大姑在今年夏天走了。

我站在门口，望着陈大姑家的大门。往年这时，她早该系着围裙出来了，会拉着我絮絮叨叨说好久的话。可从今年起，再回人和村，我就再也见不到她老人家了。

我愣愣地站着，听着村里零星的鞭炮声，偶尔夹杂着远处谁家孩子的嬉闹声，心情不由得沉了下来。

我和二弟准备动身回县城时，陈大姑家的大门开了，她的儿媳妇梅嫂子走了出来，远远地就跟我们打招呼。

我愣了一下，走上前几步，喊声“大嫂”，和她搭话。往年陈大姑跟我聊天时，梅嫂子总是笑着抄着手站在一旁，静静看着我们，直到我们走，也很少插话。

“回来了？你家这边我帮着照看着呢，没啥事。”平时一向沉默寡言的梅嫂子，今天话却格外多，“俺婶子咋样？身子骨还硬朗不？今年过年住谁家？她还爱摸老牌不？我都两年没见她老人家了，怪想念的。”

这时，路东的魏大嫂也从家里出来了，朝着我大声喊：“兄弟，你回来了，我就知道这个时候你们弟兄俩该来了！”

梅嫂子笑着跟我解释：“魏大嫂耳朵更聋了，就算站在她跟前说话，她也听不太清。上午她还跟我念叨，说你们下午肯定会回来贴对联、放鞭炮。”

我的眼眶忽然一热，不管魏大嫂能不能听清，还是大声问她：“大嫂，您的胃病好些了吗？家里两个孩子今年干活顺不？”

往年，大多是我和陈大姑拉家常。今年，陪在身边说话的，变成了梅嫂子和魏大嫂。

说话间，两家又走出来几个孩子，手里拿着吃食，蹦蹦跳跳地围在旁边。不知不觉聊了好一会儿，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才跟她们告别。

顺着门口的路往北走，隔着两户人家就到了村外。我站在村外的车前，回头望向路口，只见梅嫂子和魏大嫂一高一矮地站在那里，正朝着我们弟兄俩挥手道别。

北风卷着零星的雪花，在村外的田野里飞舞。远远望去，梅嫂子的脸颊被寒风吹得通红，魏大嫂的白发在风中轻轻飘荡，久久没有落下。

年过去很久，我还常常想起那个下午。回老家虽再也见不到陈大姑了，但梅嫂子和魏大嫂在村口招手的身影，却清晰地印在脑海里。

难忘乡情，难忘乡音，难忘这份醇厚的邻里情，更难忘那些浸在烟火里的农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