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五岁那年的夏天，热得格外不同寻常。我住的小东屋，一到下午就被太阳直直地晒着，屋里像个密不透风的蒸笼，热得人喘不过气。到了晚上，躺在床板上，不消片刻，浑身就被汗浸透，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更难熬的是蚊子，嗡嗡地围着人转，家里没有蚊帐，母亲只能整夜摇着芭蕉扇，一边给我驱蚊，一边扇风，可谁也睡不安稳。即便如此，我身上还是起了一片痱子，痒得钻心，总忍不住用手去挠。那时家里穷，连块像样的肥皂、毛巾都没有，平时就用一块烂布头胡乱擦擦，卫生跟不上，头上、身上被挠破的地方很快就感染了，头上甚至长了疮。

正巧，大舅从曲阜师范学校放暑假回来，见我这般光景，便把我们娘俩接到了姥娘家。

姥娘家在乡下，是个朴素的四合院。三间堂屋住着姥爷、姥娘和二舅，我和娘过去也在堂屋落脚；两间西屋是大舅的住处，两间东屋则是做饭的锅屋。房子虽都是土墙，屋顶散着麦秸，却有着城里房子比不了的好处——冬暖夏凉。尤其是乡下的村庄，房前屋后都栽着大树，枝叶繁茂，空气比县城里清新多了，也凉快不少，一踏进院子，就觉得浑身的燥热消了大半。

到了姥娘家，大舅第一时间就跑到乡里诊所，买来紫药水和消炎粉，小心翼翼地给我涂抹头上和身上的患处。身上的感染好得快，没多久就见了起色，可头上的疮却格外顽固，感染得厉害。

药水涂抹上后，那又痛又痒的感觉总让我忍不住想去挠，越挠越痒，越痒越想挠，结果疮口破得更厉害，痛得钻心，感染也越发严重。

那时没钱买消毒的棉纱布，姥娘急得没办法，只好解下自己扎腿的黑布带子，洗干净后给我包在头上。大舅在一旁笑着哄我：“咱这是当包公，‘唱黑头’呢。”

我那时哪里懂什么是“黑头”，只觉得头上又痛又痒，包着布带子更是难受，刚包好就扯下来，大舅耐心地重新包上，我又扯，反复好几次。大舅从不生气，只是耐着性子哄我。白天，他抱着我到树荫下乘凉，指着天上的云给我讲它们像什么；晚上，他就坐在床边，给我讲“黑头”包公的故事——说他脸黑心不黑，专替老百姓做主；还给我唱几句“黑头”的腔调，虽然我听不太懂，却觉得格外有气势；他还讲放牛娃王二小的故事，说二小如何机智地把敌人引进八路军的包围圈。

我懵懵懂懂地听着，只觉得“黑头”包公很厉害，放牛娃王二小也很勇敢，渐渐就信任了大舅，喜欢听他讲故事。后来，他再给我换药、扎“黑头”，我便乖乖地不动了，任由那块黑布带子在头上系好。

那段时间，我简直成了大舅的“小尾巴”，白天黑夜都黏着他，谁也不跟，就愿意听他讲“黑头”的故事，讲那些稀奇有趣的新鲜事。晚上，往往是在他温和的讲述声里，伴着窗外的虫鸣，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

一个暑假过去，在大舅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我头上的疮终于彻底好了。

后来上学长大，我才真正明白“黑头”是什么——那是戏曲里正直刚毅的角色，就像包公一样。也知道了包公断案如神、铁面无私的完整故事，知道了王二小牺牲自己保护乡亲的英勇。原来，大舅在我最难受的日子里，不仅治好了我的病，还悄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正直、勇敢的种子。

如今想起那个夏天，头上的痛还隐约记得，可更多的，是大舅怀抱的温暖，是树荫下的清凉，是黑布带子下藏着的疼爱，还有那些“唱黑头”的故事里，慢慢长起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