巜晋书》载：“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羮、鲈鱼脍，曰：" ‘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张翰字季鹰，本吴中人，不愿在洛阳为官，辞官回乡。

于是乎“莼鲈之思”便成了思乡之情的代名词。莼羮是冮南水八仙之一，当然值得客居它乡的人思念乃至思归了。

但《晋书》语焉不详，述而不评。其实这故事不止有思乡之意，还有更深层意蕴。明代陆树声《吴淞风味册后序》则挖掘了这深层的意蕴：“晋时张翰仕齐王冏，为东曹掾，一日因秋风起，思吴中莼菜，弃官归。翰归而冏败，人是以贤之。因翰而莼之名遂著吴中。”又评说到“而吴中之莼遂托于翰而名与之俱长，其高风所激，足以系轻重于时若此。”又大声疾呼“今去翰之时，不啻千余年，吴中之风物犹故也，岂无有高致达识之士，兴起于翰之余风者乎？”这里深层赞扬了张翰不贪名位富贵，及时归隐之贤，又呼呼后世高致达识之士兴翰之高风亮节。

陆树声写莼菜因张翰而名重当时，重在感叹后世无使莼菜名重之举。其实，我泱泱华夏的历史长河中，从来不乏这种因人之高风而使某物名重的高致达识之士。西湖因白居易、苏轼之高风而名重，岳阳楼因范仲淹之高风而名重，端砚因包拯的“任满不持一砚归”之高风而名重。

vs一，西湖因白居易而名重。唐长庆二年，杭州大旱，西湖淤浅，蓄水骤减，百姓无水灌溉农田；六井淤塞，百姓无以饮人畜。白居易被朝廷委派出京任杭州刺史，以治西湖，救黎民。白到任，加高湖堤，疏浚六井，增加了西湖的容量，解了百姓饮水灌溉之急。并使白堤宽阔名丽，桃柳满堤，秀美如图画，四方游人竞赏。白堤虽非白居易修建，但为纪念其勤政爱民而以白堤名之，西湖之名岂非因白公之高风而后名重乎？还有，白居易离任杭州，自掏腰包留为公用基金，以备不时之需。还有，白公离杭州，只带走两片天竺山的石头以作留念，后仍写《忏悔诗》追悔：“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叶。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他为此深感不安，以为与贪千金没什么两样。白公任杭州，一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官，留下许多这样的佳话。岂止西湖，杭州也因其高风而名重。

当然，我们也不贬抑莼菜因张翰而名重，那毕竟是一段美好的历史佳话，寄托着思念故乡、不贪名位的感情与亮节。但我们更敬重白公之高风，更赞赏西湖、杭州因白公而名重，一私一公，泾渭明矣。

vs二，陆树声先生把张翰辞官拔得很高很高，其实张翰辞官另有隐情。张翰生不逢时，适逢西晋八王之乱。齐王司马冏为大司马摄政于朝，召翰为东曹掾，其时，时政已显乱象。翰为避祸计，急欲南归，乃托辞见秋风起，思故乡莼羹鲈脍，辞官归吴。此可见翰之政治嗅觉机敏，但也可见出他于国难之时，消极出世。这隐情也可以从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得到佐证。“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来？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辛弃疾在这里把消极避世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刘备作了对比，一＂休说”，一“羞见＂，表明了不愿苟同张翰的消极避世。再说回白公，他是在杭州发生大旱，国家急需用人救民于水火的时刻，挺身而出，勇敢担当，远离京华富贵之地，前往杭州任职的。至则迎难而上，全力整治，始使西湖面貌巨变，风景独秀，春桃夏柳，秋桂冬雪，四时皆美。而更重要的是，使杭州良田千亩得以灌溉，使杭州黎民百姓饮上甘甜之水。所以，白公离任杭州时，才有百姓扶老携幼以送之，牵衣顿足而挽之的轰动场面。

白公身处繁华，却选择迎难而上，不求自我享受，只求精神充实，不求车马喧闹，只于心中种菊，完成了对名利浮华的超脱，完成了由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华丽转身。千载而下，仍令人仰望。

vs之外的话题。张翰，字季鹰，西晋文学家。始为孙吴之臣，晋有天下，仕于晋。其留世作品不多，但其巜思吴江歌》（又名巜秋风歌》）影响深远，今录之：“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诗展现了其不贪恋名位富贵，思念故乡，辞官归隐的高洁。凭此一首，为历代文人追思铭记。

白居易，十四岁写成《赋得古原草送别》，三十四岁写出《长恨歌》，四十四岁有巜琵琶行》问世。一生赋诗三千八百四十首。其诗妇孺能诵，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白居易是双一流，一流诗人，一流好官，但他首先是一流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