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太白楼书店里至今还摆放着郭德纲写的几本书，他应该做过知识分子功课的。张丹丹教授就更不用说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来，这两个人多少都遇到了点小麻烦，这里不表了。把红歌改词儿，也就是说戏谑了一段苦难而庄重的历史，这个头什么时候都不能开的。在当下，社会上失业人员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你坐在那儿说：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底层老百姓听了当然不爽了。我案头上，有本散文集，作者是梁衡先生，他今年刚好八十岁，我是他的忠实粉丝，一直一直。他写政治散文，激情热烈而暗藏冷峻，不盲目跟风歌唱，也不偏颇乱发怪论，始终走平和中庸之道，他的文章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跨越百年的美丽》这本集子里，最后一篇是2007年2月15日下午，在北京301医院采访季羡林先生的谈话实录。里面记述了季老崇拜的两个人，一个是梁漱溟，一个是彭德怀。原因人所共知，这里也不表了。里面也提到了两个敏感的大人物，季老也毫无隐晦地说了自己的观点。那些说法放在今天的网上，也不太妥当。因为知识分子有点“良知”，即享受时代的红利就不能说这个时代的“坏话”，况且面对社会转型期的民众的焦灼，更要谨慎加谨慎的。比如说，一个人辛辛苦苦做了一顿饭，其他人都不伸手，但到了吃饭的时候，为了掩饰自己懒惰的尴尬，故意挑剔饭菜的味道，这就很不地道了。

中国的问题向来复杂多变，似乎谁也说不清楚的。不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内心要信仰“三大主义”，即大事，大情，大理。大事就是民生问题，也就是常说的就业、就学、就医，在这些问题上千万不要放高调。记得总书记还引用过郑燮的诗：“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其实，你只要会共情，网民就会接受的。他们知道，一步登不了天，但有人往沟里坑里泥里水里，深情地看一眼，他们就足够了。可那位女教授，不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书呆子气地引用《劳动经济学》中的条文。她忽视了两大前提，社会充分就业，社会的充分保障。只有在两个“充分”之上，才能谈到自主择业的幸福，否则，就是困苦入困局。其次，就是大情，知识分子悲悯情怀什么时候都不能打折扣，眼睛向下，看底层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看看那些拾荒者乞讨者，烈日下，工地上的搬砖的人，劳务市场上那一双双焦渴的眼神，你的内心会起波澜，甚至会隐隐作痛的。我一直讨厌诸多风花雪月的文字，知识分子不能做唐人笔下的“商女”，要做忧国忧民的屈子，那样我们的学问，我们的文学才有希望。最后一个是大理，即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根本出路的理论，就是寻找权利，维护权利，保障权利，反对特权，反对两极分化。有机会听听北大李翎教授关于苏联颠覆的讲话，很让人感慨万千的：当勃列日涅夫向自己的母亲炫耀自己豪华别墅时，他母亲问：“要是人民来了怎么办？”为什么现在很多网民怀念某个特殊时代？说白了，只是感觉那个时候命运差距没有这么大而已。

在我的心里，最敬仰的人，就是李大钊和瞿秋白，他们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三大主义”在他们那里，转化成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光耀百年。我们还是些小学生，今年秋天才能入学的一年级的小孩儿。那天我孙女来，想吃雪糕，我疼钱，不给她买。骗她说，你爸爸不给我钱。她直接说，让我爸爸给你转一亿元。我不能笑她，因为她压根不知道一亿是多少。

何不食肉糜的故事，每个人都要铭刻于心。尤其是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