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之路，始于微山县马坡人民公社（如今由乡改镇）址坊头村。从一九七五年入学算起，五年半的光阴——五年小学，半年初中。一九八〇年小学毕业，又上了一学期初一，便转学到了两城联中。

后来查资料才弄明白那段岁月的来路。七十年代末，马坡人民公社按管区布点办学。址坊头是管区驻地，便在村小学的基础上加设了初中班，招收周边四个村子的小学毕业生。它不是一所完整的初中，部分年份甚至只有一个年级，像一间临时搭起的棚子，刚支起来就要拆，这样的办学点本就是过渡。八十年代初，全县教育布局调整，管区附设的初中陆续撤销，学生集中转入马坡乡中学，即后来的马坡一中、马坡二中。我们的初中班，大约就是在这股潮流里散掉的。我那半年的初一，恰好处在这条河流的尾音上，像一棵还没长成便被移栽的树苗。

记忆是会衰减的，它挑剔得很，专挑那些带感情色彩的片段留下；可若不趁还记得时写下来，它们终将随岁月风化，最终随我一同消散。

村里的老师，如今想来大多身份模糊，民办、公办，那时哪里懂得这些区别。我们这些学生和他们这些老师之间，几乎都能攀上些亲戚关系，要么同族，要么沾亲带故，七拐八绕总能扯上关系。那时候走在村里，碰见老师也得按辈分喊人，课堂上是先生，课堂下是叔伯爷舅，这种双重身份让敬畏里多了几分亲近，也让管教里多了几分理所当然。

辈分最高、年纪最长的，要数肖继红老师。他的字极好，村里许多人家堂屋里挂的中堂，都出自他手，潇洒通透，气韵不凡。每逢过年，找他写春联的人能排到院门外，他戴着老花镜，蘸饱了墨，一笔一划间仿佛整个人都沉了进去。那时我们上学没什么功利心，真专心听课的没几个；偏偏肖老师听力不好，于是他的课堂便成了我们的“乐园”。他站在讲台上，身子微微前倾，一只手拢在耳后，目光从老花镜后面射出，努力捕捉下面的动静。他判断谁在讲话的法子很简单，看谁的嘴在动。只要嘴动了，便是违反纪律，便要受罚。于是常有这样的场面：他忽然停下讲课，指着后排某个方向：“你，站起来！嘴巴动什么呢？”被指的那个一脸无辜：“老师，我没说话啊。”“嘴都动了还说没说话？出去站着！”可他辈分高，即便挨罚也没人敢吭声，何况他的惩罚也不过是门口站一站、说两句罢了。只是这门外的天地，阳光正好，麻雀在树枝上跳来跳去，远处传来别的班级琅琅的读书声，反倒让我们这群孩子更加撒欢了。有时候几个人一起被罚站，挤在门口挤眉弄眼，憋着笑，倒像是在享受什么难得的自由。

孟召友、孟召皇两位老师都是我的长辈，一文一理，性情迥异。召友老师温和得像春天的风，说话慢条斯理，不急不躁，板书清秀隽永。他讲课时喜欢在教室里慢慢踱步，走到谁身边，若是看到有人走神，也不呵斥，只是轻轻在那人桌上叩两下，或者把课本往那边推一推。无论多烦的事，到他那里都化作了耐心，我从没见过他发火。他教的语文课，中规中矩，却扎实稳妥。偶尔讲到兴头上，他会停下来，眯着眼看看窗外的天空，好像想起了什么遥远的事情，然后轻轻叹一口气，又继续往下讲。召皇老师则截然相反，要求严格，说话又快又急，干脆利落，像一把锋利的刀。他一进教室，满室寂静，连翻书的声音都比平时轻了几分。他的目光扫过教室，每个人都觉得他在看自己。即便是他监考时伏在桌上假寐，底下也没人敢左顾右盼，更别提偷看别人试卷了。有一次考试，有个同学实在忍不住，悄悄偏过头去看邻桌，召皇老师明明趴着，却像长了第三只眼，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某某某，眼睛放正。”那声音不大，却吓得那同学差点从凳子上弹起来。可惜两人都好酒，天不假年，走得都早。听说召友老师走的那天，村里好些人去送他，有人念叨：“这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教我小学一年级语文的是孔祥书老师。他也严格，却从不急躁打骂，总是耐心细致。记得刚学拼音那会儿，我怎么也发不准某个音，比如把“吃糖”说成“吃糖dɑnɡ”，t和d怎么也分不清楚。直到现在，家里人还时常拿这件事取笑我。孔老师知道了，把我叫到跟前，一遍遍地示范口型，让我看着他的嘴唇怎么张合，又让我用手感受他喉咙的震动。练了十几遍，我终于发出了正确的音，他笑了，拍拍我的脑袋：“这不就会了嘛。”他手里常拿着一根教鞭，细细的竹条，磨得光滑发亮。课堂上有人淘气了，他便举起教鞭，高高地扬过头顶，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犯错的孩子缩着脖子，等着那一下落在身上。然而那教鞭落下来时，却总是轻轻的，有时只在桌上敲一敲，有时甚至只是虚晃一枪，在空中画个弧便收了回去。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舍不得打你们。”那根教鞭，最终只指点了黑板上的知识，从未真正挥向任何一个学生。如今我已记不清他教的声母韵母，记不清他上课说的是普通话还是我们的村语，也记不清他分析过的任何一篇课文，唯独教室前那几棵梧桐树，深深印在了脑海里。春天的时候，梧桐花开得满满当当，紫色的花朵像一个个小喇叭，风一吹就簌簌地落下来，满地都是。我们在树下捡花瓣，有的女生会把花瓣夹在书里，说是做书签。夏天的时候，梧桐叶子密密匝匝，遮出一大片荫凉，下课了我们就在树荫下追逐打闹，累了就靠着树干喘气，听知了在头顶上没完没了地叫。那是我最美好的少年记忆。

三年级下学期，我得了慢性肾炎，休了几个月学。刚开始只是觉得浑身没劲，脸也有些肿，母亲带着我去公社医院看了好几回，后来确诊是这个病。那时候医疗条件不好，药也贵，印象里没喝过中药，全是在村里的合作医疗打屁股针。学校和老师都很宽容，没有让我留级，班主任段成顺老师还特意来家里看过我一回，坐在我家堂屋的木凳上，跟我母亲说了半天话，临走时摸摸我的头：“好好养病，功课不急，回来老师给你补。”病好了我便接着跟班上四年级。许是那时的教材不难，没过多久我就赶了上来。

这期间，我们村的孟广金、肖广营、肖昭菊、马贞龙、马龙顺、孟庆宝、肖玉民、杨庆雷、段成顺等老师，或长或短地教过我。当然，肯定还有我没能一一记起来的老师，希望读到这里的同学、亲友、邻居们帮我补上这段不能忘却的记忆。后来，他们当中有的离开了教师岗位，有的转了行。跟老家的人聊起来，听说好多老师现在还健在，心里挺高兴的。就盼着他们身体硬朗，平平安安的。当年，他们都兢兢业业地教书，默默无闻地付出。没有铺天盖地的培训学习，没有惊天动地的教学改革，只凭着普通教育人的一份良知，撑起了国家和民族教育的根基。

可惜的是，大约我离开学校三年后，本地初中便撤并了；到二〇二二年，村里的小学也停办，孩子们整体转入镇中心小学。放在这些年的大势里并不意外，农村生源随城镇化和少子化持续减少，小规模学校难撑完整师资与课程，布局调整便把资源向乡镇集中。政策本意是提质量、促均衡，可一座校门关上，关掉的也不只是教室：村里少了读书声，留守的老人、外出的家长，与下一代的日常距离都被重新改写。

如今回头看，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这些老师之所以让我念念不忘，不仅仅因为他们教会了我识字算数，更因为他们是以一种“自己人”的身份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的。他们是老师，也是长辈；是教书先生，也是村里的一员。他们管我、教我、关心我，不是因为制度规定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就像父亲管教儿子，兄长督促弟弟一样自然。这种关系，很难用今天的任何一种教育理论来定义。它不是单纯的教学关系，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甚至也不是平等的朋友关系。它是一种更古老、更朴素的东西，按现代教育似乎可以称之为“伦理关系”。这份底气来自宗族，来自乡邻，来自千百年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文化基因。而学生怕老师，也不仅仅因为权威，更因为那份怕里裹着敬，敬里掺着亲。放学路上碰见了，远远地喊一声“老师好”，那声问候里没有敷衍，是真的把他当作自家人。

如今的师生关系，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法律关系。教师和学生之间，横亘着一本厚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一本更厚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以及无数条看不见的红线。不能说、不能碰、不能罚，不能让学生心里不舒服。于是课堂变成了流水线，老师是操作工，学生是待加工的产品，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开彼此。老师学会了保护自己，不批评、不深管、不留任何把柄；学生也学会了利用规则，他知道老师不敢拿他怎样。教育就这样从一个有温度的过程，退化成了一场冷冰冰的风险管理。

我不敢说过去的一切都好。那种伦理关系里，有过度的严厉，有越界的体罚，有因循守旧的局限。但至少，它保留了一份教育的底色，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负责任的连接。老师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讲台上，学生也知道老师为什么站在自己面前。而现在，我们有了更完备的制度、更科学的理念、更安全的校园环境，却好像丢掉了什么东西。丢掉的，也许是那个敢于拍着桌子训你、转身又偷偷塞给你两个窝窝头的老师；丢掉的，也许是那个犯了错被罚站、心里却不记恨的学生；丢掉的，是教育本该有的那一份厚重的情感重量。

我不知道这种变化是好是坏。也许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教育逻辑，无法简单地用对错来衡量。我只是怀念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笨拙而真诚的日子。

如今偶尔回村，会不由自主地往学校的方向望一眼。梧桐树还在不在，我不确定。但我清楚地知道，有些东西一旦消失，就不会再回来了。就像当年那些老师站在讲台上的身影，就像那个被罚站时晒到的太阳，就像春天落了一地的紫色花瓣。它们永远留在了一个孩子的记忆里，成为他理解这个世界最初的底色。

车到村西头，老校的铁门敞着，里面不再传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机器的运转声。精密模具从当年的教室里下线，工人们穿着工装进进出出。院墙还是那道院墙，梧桐若还在，该在机床旁开着紫花。我站在门外，恍惚间听见一九七五年的拼音课，又听见二〇二六年的主轴声；前者教人认字，后者帮人挣钱，都是村子活下去的办法。只是再也没有人，按辈分把我喊进那间教室了。

谨以此文，献给我所有的老师。你们的名字或许不会出现在任何教育史册上，但你们种在我心里的东西，比任何荣誉都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