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旧事

说起看相，最早似乎起源于秦朝末年。刘邦早年就被人说是“贵不可言”，到了东汉末年，许邵等人专门品评人物，例如说“曹操是乱世之奸雄”之类，这实际上就是属于看相，要不然凭什么这么说呢？秦始皇就不信这些，因为秦始皇是信奉法家的。

法家的祖师荀子就有“非相论”，圣人无相，即使相貌有端倪，凡人也没有测算天机的能力。但历史却好像开了一个玩笑，唯物主义的秦朝却英年早逝，而宣扬“天人感应”的汉朝却延年益寿。秦始皇不信天命，他只信权力与手段。

有人说秦始皇也迷信丹药，后世也往往把他和汉武帝相提并论。但秦始皇未必就真相信飞升，要不然他也不会自称“始皇帝”了。丹药养生就一定是迷信吗？长生当然不可能，但让人老得慢、活得久却是真的。就像现在也有很多人研究道家的丹药养生，事实也证明确实有奇效。

据说近些年出土了一些秦朝的竹简，记载了秦朝的一些法律。还听说秦法并不苛刻，如果因为天气原因而延误行程的，则不必受到惩罚。也即是说，陈胜吴广因为遇雨失期而起义的记载，似乎是误记。但我觉得这件事还有待商榷，即使秦朝有这样的法律，也未必一定就能执行。就像现在中国早就出台了《劳动法》，但很多工厂依然没有执行。假如有工人罢工，会不会也有人说：怎么可能？我们有《劳动法》，怎么会有人罢工呢？也许秦二世听人报告说，有一群人聚众造反，这时就有一个大臣说：陛下宽心，绝无此事。秦二世想想也是，于是也没有重视，结果却亡了国。

母亲的缝纫机

我从小就喜欢摆弄缝纫机，也最喜欢蹬起缝纫机缠线。在九十年代的农村，很多家庭都有一台缝纫机，缝纫机也是那个年代必不可少的家庭用品。我喜欢趴在旁边看妈妈使用缝纫机，有时会忍不住要用手触碰旋转中的飞轮。

妈妈总是提醒说:“别动！”我就不去动，低着头看那针脚轧出一道细密的绗线。在我上学之后，缝纫机就很少使用了，平常都是合起来像一张小书桌。所以这台缝纫机就摆在了我的床头边当书桌，我就趴在这样的书桌上面写作业。

缝纫机无论是打开还是合起都很方便，我没事时也喜欢这样摆弄。虽然感觉缝纫机有些沉甸甸的，但还是乐此不疲。就这样缝纫机陪伴着我度过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大学时自然是在外地，所以我一度忘记了这台缝纫机。有一天，当我重新打开缝纫机时，突然感觉怎么变得轻了？其实并不是缝纫机变轻了，而是我早已经成年了的缘故。我重新坐在缝纫机前，缝纫机也好像没有印象中那样宽大了。

用脚慢慢地蹬起踏板，只听缝纫机发出轻松的声调，就像快速走起来的小闹钟一样。这台缝纫机比我的年龄还要大，上面的花纹还是那么清晰朴素。虽然颜色不再漆黑雪亮，但是使用起来还是那么灵活。现如今的家庭也不再有缝纫机了，恐怕很多小孩子都已经不知道缝纫机为何物了吧？

这台缝纫机见证了乡村生活的变迁，一定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抹淡淡的剪影。我怀念那个纯真朴素的九十年代，所以用笔记下了这台孤独的老缝纫机。

捉蜻蜓

天一傍晚，就能看见街上的蜻蜓飞得低低的，好像一伸手就能捉到一样。我们赶紧回家去拿扫帚，宽阔的扫帚就像《西游记》里的芭蕉扇一样，只要对准那群蜻蜓，无论是谁，总能扑到两三只。因为扫帚空隙很大，即使整个地扑到地上，也不会伤到蜻蜓。每次我们扑到蜻蜓时，都会小心翼翼地分开扫帚，然后小心地捏着蜻蜓的翅膀，再将它放到易拉罐里。有人说蜻蜓也吃蚊子，所以就把蜻蜓放到蚊帐里面。我觉得好笑，但也没有反驳，只是用一只棉线系在蜻蜓的长尾巴上，好让它始终飞不脱我的掌心。这样的玩法称之为“放蜻蜓”，现在想想，这对于蜻蜓来说就是受虐。我已经记不起捉蜻蜓是什么时候的故事了，只记得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季傍晚，天空也黄黄的，大地也黄黄的，就连房屋、树木也都黄黄的。那时就听大人们抬头看着天空说：“今天天真黄……” 童年时的我不是看电视就是出来玩，如果要问玩什么，我可就说不清了。总之，对于小孩子来说，出来闲逛，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挂心，这就是“玩”了。或者无聊时拿一枚小硬币放在手里，或者折一枝小木棍随意地抽打，这在我看来都是玩耍。我的妈妈不反对我看电视，也不反对我看电视时坐得特别近。因为我是一个不乱跑，不爱上房揭瓦的孩子，这就是“乖孩子”的特权。时过境迁，乡村中的事物无不发生着改变。我无法回到过去，但在我记忆深处的东西，我总还会时时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