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了神经病，确切一点儿，用专业的术语讲，叫精神病。

发现我得这个病的不是别人，是我的同事王勤。王勤只是个刚毕业不到两年的小姑娘，二十五六岁，长得还算说得过去，衣服光鲜时尚，小眉小眼也画巴得花俏艳丽。她上了班，屁事没有，摸过几个一次性纸杯套上，倒上大半杯水，再从包包里拿出个精致的小化妆盒，我以为她又要搽胭脂描眉，谁知道不是，人家讲究，兰花指一挑，从里面捏出几朵玫瑰花出来，往纸杯里一投，准确无误地定格在水中央，像湖面上漂荡的孤魂、无助的落英。

我瞟一眼她左首靠墙的地方，一个价格不菲的玻璃杯直挺挺裸立在桌头，我觉得这妮子得有快一个月没动它了，里面的龙井早已成了白乎乎毛乎乎的团状物，不知道的，以为是在养宠物呢。

我说，小王，你那杯子多好，用它泡上茶多洋气。她瞪了一下杯子，又瞪了瞪我，做出要干呕的样子，说，你神经是不是不正常，你让我用那么脏的杯子喝水，是不是想故意恶心我？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刷干净不是一样用吗？

谁刷？你刷，搁了这么长时间，刷了还能用吗？

我说，那——你干脆扔掉算了吧。

谁想到，小王“腾”地站起来，忿忿地回了我一句：神经病。然后转身噔噔噔出门走了。我很尴尬，老脸发烫，低下头去不敢看任何人。

后来，厂里有好几个人都打过电话来问我，说我是不是抑郁了。这哪跟哪呀！我心里忒烦，见了谁都懒得搭理。终于有一天，工会的王姐找上门来，说了一箩筐子宽心理气的话，末了又补充道，老王，年轻人嘛，说话不注意，你千万可别往心里去。

我苦笑了一下，说，没事儿，我习惯了，老婆在家里也经常这么说我。王姐笑了笑，说，不行你去医院查一下，也好给他们作个证明不是。我想这肯定不是王姐一个人的意思，既然组织都这么认为了，我再不去，就对不起领导的深切关怀了。于是，我避开老婆的监督，自己去了趟市里的精神病院。

我没上精神病医院来过，总以为这里冷冷清清，荒凉且恐怖，谁知进去才发现，我的想象与现实差了十万八千里。医院里人山人海熙熙攘攘，观那阵势，跟我家附近的菜市场没什么区别，甚至比那里的人还多，多得你争我挤排不上号。

我登时傻了，脑子里犯迷糊，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是精神病院吗？他奶奶的，这年月有什么不好，偏偏有精神病。

进了门诊，看到那些看病的人个个谈吐自然，有说有笑，哪里有一丝丝精神病人的影子，纯粹是有钱烧得，没事儿找事儿。

大夫问我，你咋了？我说，我没咋。他皱一下眉头，没咋，你来干啥？！我……我，是我同事，她说我有神经病，领导不放心，让我来査查。大夫“噢”了一声，唰唰唰开出七张单子说，交钱，挨个查去，查完再来看。

我严格按照大夫的指示，划价交钱排队检查逐一贯彻落实，楼上楼下跑了十几趟，抽血，脑电图，超声，CT，测试，答卷子，忙活大半天，累得两条小腿都成了直杆儿。结果出不来，中午不敢回家，只好歪在联椅上打个盹，好不容易熬到下午上班，结果拿回来，大夫低着头连看你都不看你，无关痛痒地说了一句，回去吧，没事儿。

事情到这里本该没事儿了，可又节外生了枝，我得精神病上医院的消息在厂里迅速传开，说啥的都有，有人说我这么大年纪，对年轻人胡说八道，为老不尊，还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查出来了精神病；还有人说……

王姐又来找我谈话，说既然大家都说你有病，那干脆别在技术科干了，厂长知道你好写写画画，喜欢清静，就先到传达室管理报纸杂志吧。

奶奶的，让我一个技术科科长去分发报纸，亏他娘的想得出来。王姐说，厂里不亏你，还是按科长待遇，工资奖金一分不少，另外一天还有三十块误餐费，厂长还说……行了，行了，别说了，我就在收发室干了。王姐说，你没意见。我说，小狗才有意见呢。

我离开技术科没几天，小王评上了三八红旗手，过了五一，就坐在了我的位子上，当了技术科科长。没过多久，小王跟厂长的儿子小夏结了婚。结了婚的小王死活闹着去工会，说技术科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科里人各个都是神经病，再呆下去，她非到精神病院住院不可。

厂长哪能让儿媳妇神经，马不停蹄就给儿媳妇办了。这天，我正翘着脚丫子，晃着二郎腿躺在联椅上看报纸，谁知王姐三顾茅庐。

进门就吆喝，看把你个熊东西恣的，姐给你道喜来了。我说我一个看大门的，能有什么喜事儿？

厂长说你这个同志大局意识强，能忍辱负重，能吃苦耐劳，拿得起放得下，能经受住考验，有技术，会管理，是个难得的人才，让你去技术科任一把手，全权负责技术工作，你愿不愿意？

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忽然赤着脚站在地上，对王姐庄严地举起右手，神经似的大声说，那——那就按厂长的意思办吧！

☆刊发于《小小说月刊》2023.03

被2023.5《微型小说月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