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圣人主要指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等。系统阐述儒家五圣，讲清楚他们的文化传承、思想内涵与价值影响意义重大。儒家五圣是中华文化、中国智慧的代表。他们思考社会之“治”，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出发，希望人们克己反躬、明道守礼。他们都推崇“先王”，思考“人心”与“道心”，从而要求人们持正守中。他们认为，人之为人，就要区别于其他的动物，就应当明礼义、守礼仪，无理不动。儒家五圣代表的是中华文化，只有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论述，才能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卓越风貌。

关键词：中华文化；儒家五圣；文化圣人；

儒家五圣论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是最为崇高的人。圣人不仅人格完美高尚，而且智慧超凡脱俗。“圣人”一词虽然有时被用于美化帝王，后来也用于指称精通某事或对某种学问、技艺有超高成就的人，但通常情况下，都是指道德和智能最为高超的理想人物。在中国，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文化圣人主要指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等。欲推进文化自信，就必须文化自知。而要了解中华民族文化，不了解“儒家五圣”几乎不可想象。

一

按照孟子的说法，圣人代表人格的最高标准，他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孔子把人分为五类：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在孔子心目中，圣人的德行合于天地之道，能统物通变，推究万事规律，协调万物机理，广布道艺、成就物性。圣人与日月齐辉，化行天下如同神明，普通人未必了解他的德行，见到他的人也未必能看出他的卓异。——这样的人就是圣人了。

当然，孔子、孟子等人曾以“君子”自许，却没有以“圣人”自居。例如，有人称孔子为“圣”为“仁”，孔子谦卑地说：“像圣人和仁人，我怎么敢当呢?我不过是努力学习而不厌倦，教诲学生不知倦怠，如此而已罢了。”也许，“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正是圣人的高度，他们在追寻圣道的路上一定会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然而，在弟子后学心目中，孔子已经达到了“圣”的境界，例如子贡常称孔子为“圣人”，称赞孔子“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子贡说的“固天纵之将圣”很值得玩味!孔子当然不认为自己生而知之，而说自己年少贫贱，故“多能鄙事”，由此成就了自己。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任何人的成功都是主、客观多种因素造成的，孔子及其弟子后学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齐刷刷出现在衰周之际、成就于泰山之阳的洙泗之域，恰是时势造而成，这个“时势”就是子贡所说的“天”。有人慨叹“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天生至圣孔子，天生儒家群圣，这是中华文化之“天”培育的最丰硕成果，是天地自然送给人类的最宝贵礼物!

儒家五圣是儒学的创立者、定型者，由儒学的特性以及儒学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所决定，他们不仅属于儒家，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他们构建并承载了民族的价值观念。就像周公备受尊崇被尊为“元圣”那样，儒家五圣的思想孕育于邹鲁、形成在周代，历史渊源悠久，文化积淀深厚。

二

能看见多远的过去，才有可能看清多远的未来，往回看恰是为了向前看。不理解孔子“述而不作”的文化观，不理解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丰富内涵，就很难读懂孔子儒学。儒家“五圣”承载了他们之前中国文化的发展，他们思维的高度与深度联结着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长度和宽度。孔子继承了周代以前的王官学传统，要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精神，就要知道它与上古三代文化的关系。

儒学产生前早已有“儒”的存在。商朝甲骨文中“儒”像以水冲洗沐浴濡身。“需”通“濡”，它应该就是儒的本义。汉代有时依然把“儒”写成“濡”，汉代《衡方碑》就有“少以濡术”的用法。最初，在从事礼仪如祭祖宗、事上帝之类的活动时，儒要斋戒沐浴，盛服逢迎，致其孝敬之心，故孔子说“儒有澡身浴德”。孟子说“虽有恶人，齐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大意也是如此。孔子创立“儒学”与原始的“儒”都有改变、教化之意，儒家则不仅通过斋戒沐浴致其诚敬，而且更关注世道人心，希望社会和谐。

关于儒学的产生，《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西周初年，周公辅政成王。成王之后，康王继位。《史记·周本纪》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孔子研修“成、康之道”,传述“周公之训”，教授生徒，产生了儒学。《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司徒之官”为“周礼六官”之一，孔子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后的儒家则以孔子为宗师，明确道出了儒学与官学的联系。

周文化继承了夏、商文化，正如孔子所说“周因于殷礼”“殷因于夏礼”“周监于二代”。周代教育有“小学”与“大学”之别。小学谓之“小子之学”，大学称为“大人之学”。小子之学是教小孩子的，大人之学是成人教育。小子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人之学教穷理、正心、修己、安人之道，学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戴礼记·保傅》称“小学”是“小艺”“小节”;到十五岁左右，“束发而就大学”，学习“大艺”“大节”。孩子懂事了，可以学习天地自然、社会人生的道理了。故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东汉郑玄注释说“束脩”谓年十五以上。孔子所教，正是“穷理、正心、修己、安人”的“大学”，所以，到了一定年龄，如有青年人来学，他都加以教诲，这正是他的“有教无类”。

孔子私学与周代官学具有直接联系。从内容看，孔子继承了周代以来的教育传统。《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与官学一致，《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逝世之后，弟子们“散游诸侯”，按照《史记·儒林列传》的说法，“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在弟子们的共同努力下，孔子学说被发扬传播到各地。尤其齐鲁之间，儒家之学一直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齐国威王、宣王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三

孔子是守正创新的典范。他强调继承前代而有创新，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弟子有子也说“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亲，通“新”。之所以可“宗”可“师”，是因为正确处理好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创新离不开继承，要以继承为前提；继承是为了创新，是为了指导创新。守正不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保守；创新不是无原则、无基础的求新。例如，对于“礼”的传承，礼的形式可以“因”，因循继承，可根据时代的变化适时“损益”，但礼的内在精神却不轻易改变，故孔子说“虽百世，可知也”。

中华礼乐文化是源于天而根于心的。礼乐传统是中华文化传统的荦荦大端，在中华民族跨进文明的门坎之时，礼乐文化已趋发轫和形成。夏、商、周三代礼制因革损益，周礼具有了很高的水准。作为一种人文文化，周礼合于天地，顺乎人情，具有“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的功能。“夫礼者，理也”“礼也者，理万物者也”，中国文化以爱与敬为“至德要道”，将爱敬精神植根于基于父子亲情的孝悌之道，推衍贯穿于整个礼乐精神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最重一个“正”字。讲公正、讲诚正、讲中正，主张正而刚直、正而不私、正而不阿。孔子说“政者，正也”，为政者首先要考虑“其身正”，由为政者的“正”引导全社会的“正”。儒学是“正心”之学，它要人们“思无邪”，希望世人端身、正己、守一以止。从很早的时期始，中华圣哲就思考正义问题，儒家“五圣”也无一不致力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礼乐文化从神圣、德性、程序、器物等向度确定权力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天命”为参照，在整体中定位。古代王朝常借助一定的仪式与典礼表示“奉天承运”，同样源自对自身政权天命合法性的追求。在儒家的语境中，君子“贵乎天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特别主张“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中华文化像一棵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树，它的根扎得很深很牢。准确认识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华先哲的深邃智慧和文化创造。中国先民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在中华早期文化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之词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世界观、整体观和系统论，在与世界的互动中，他们深刻理解“道弥益而身弥损”“天道成而必变”之类的哲理，特别注重天人合一，与时偕行；注焉不满，酌焉不竭；当位而行，允执厥中。

孔子一生求道，他创立儒学，追求“道”的实现。《汉书·艺文志》说儒学“于道最为高”。孔子教授生徒，希望成就他们的“文德”。他强调士人“志于道”，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追求的“道”一以贯之，这便是曾子概括的“忠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孔子说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

四

说到中华圣人，我们不能忘记周公。我们知道，孔子是“接着周公说”的，这一点极其重要!周公“经天纬地”“制礼作乐”，建立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大厦。可是，孔子之时却“礼坏乐崩”,孔子希望扶大厦之将倾，但礼乐“崩坏”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他只好认真学习周公，研究礼乐制作，思考文明机理，阐发周公思想。孔子和早期儒家群体“述周公之训”而创立儒学。如果追问对孔子影响最深、贡献最大的人，当然非周公莫属。孔子晚年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可谓孔子魂牵梦绕的人，后人尊孔子为“至圣”，而以周公为“元圣”!

曲阜周公庙元圣殿有清朝人撰写的门联：官礼功成宗国馨香传永世，图书象演尼山统绪本先型，深刻揭示了孔子儒学与周公的关系，表达了周公对孔子的巨大影响。孔子所在的鲁国，“先君周公制《周礼》”几乎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孔子时，周代典籍尚在，孔子能看到更多的周代遗制，使他有条件“法则周公”。

在《论语》中，有两次记述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太庙”即鲁周公庙。对于不懂的礼制、礼仪、文物，孔子实事求是、虚心求教。他还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参观访问，游历了重要政治文化设施，流露出对周朝制度的向往，他倾心仰慕周公，经常引用周公名言，赞美常常溢于言表。他熟悉周公事迹和“周公之制”，认为“周公之典”就是后世行事的法度。孔子“适周问礼”，至洛邑向老子请教“礼”，很可能就是学习了《周礼》。《周礼》是国家制度设计，不需要一般人研习阅读，它只为天子以及王公大臣所明、所知即可，因此流传一定不广。不过，它可能通过孔子的论述与传播流传下来，也有可能影响到汉代。

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奠定了周朝八百年基业，把我国的古代文明推向新的巅峰，他也是中国儒学的先驱，他“敬德保民”的思想是儒家学说的基础。周公去世后，鲁人不忘祖述“先王之训”，追忆“周公之礼”。鲁国因是周公的封国而成为周代“文物之邦”，儒学则由于鲁为“文物之邦”而兴盛。孔子晚年，因为自己的理想几近破灭，遂退于洙泗之滨，教授生徒，整理六经。孔子之学导源于周公，汉代以后常常“周、孔”并称。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的重民保民、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主张在鲁国当政者身上都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绝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其他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作为周王朝的东方代理人，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

儒家五圣出于“邹鲁”，深层原因正是这里文化积淀丰厚。作为地理概念，“邹鲁”本指邾国、鲁国这一地区。两周时期，邾国、鲁国相邻。邾国又称邾娄、邹、驺等，战国时期为孟子所在的国家，鲁国是孔子故国。战国时代，邾国称邹，这里受儒家文化的濡染，孔子之孙子思也到邹地讲学，孟子迁邹更使这里具有浓厚的儒学氛围，邹穆公也接受孟子劝说施行“仁政”。这个时期，孟子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孟子在齐国甚至“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浩浩荡荡，场面宏大。孟子以前，邹、鲁连称，可能仅是因地理位置相近、土地相接。以后，因为孟子的巨大影响，站在儒家学术文化的角度，人们不仅将“邹”“鲁”相提并论，而且还把“邹”放在“鲁”的前面而称为“邹鲁”。

司马迁《史记·货值列传》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他的描述大致概括了邹鲁文化的基本特征或风貌品格。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下，邹鲁之地好儒重礼，民风醇厚，百姓安居乐业，恭谨礼让，简朴本分。在儒生的宣传之下，洙泗之域的邹鲁文化影响很大、传承久远。

五

儒家五圣，当然是指从孔子到孟子五位圣人。由于他们身上特殊的思想文化承载，他们也是中华文化、中国智慧的代表。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或与苏格拉底之于西方等有所不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突破”固然没有大的问题，但他毕竟没有注意到孔孟学说对古代文化的“集成”特点。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古书里说得很清楚，在孔子以前有一个很长的学术传统。我们以前读书的人总要读《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讲‘诸子出于王官’，诸子都是从王官而来。”诸子之学出于“王官”，对孔子儒学来说最为明显。

孔子私学与周代官学教育一致。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儒家五圣都十分注重个人修养，这是儒家思想的突出特色。孔孟之道是社会治理之道，孔孟之道说到底也是“人之为人的修身之道”。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认为孔子学说一以贯之的是他的“忠恕”之道。子思学于曾子，将孔子、曾子思想发扬光大。学术界都看到了郭店竹简与子思学说的关联。读郭店竹简，其中关于心性问题的论述会给人留下强烈印象。

在“五圣”中，孟子殿后。《孟子》一书“心”字竟多于百次，它与“身”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修心”与“修身”一致，就像《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还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庄子·天下》篇纵论天下学术，以学术有“道术”与“方术”的分别。道术在“六经”之中，其内圣外王之道，“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把“百家之学”与“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区别开来，他是将儒家特出于百家之外、之上的！

两千多年过去了，儒家的“修己”学说愈发显示出它的价值与意义。当人们进入文明时代形成社会共同体以后，必要的规范便应运而生。那么，“规范”或者“规则”是靠“强制执行”还是靠“自觉遵守”，这恐怕就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了。在蒙昧时代，人们敬畏天命、鬼神，惧怕天命、鬼神的惩罚，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因素越来越重要，人们就更多地思考怎样保证“规范”或者“规则”得到执行、得到遵守。在这方面，儒家思考的结果是人们加强修养，自觉修己。这方面，儒家的论述很多、很丰富，而“正心修己”一直是儒家教化不变的目标。

从孔子到孟子，“儒家五圣”思考社会之“治”，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出发，希望人们克己反躬，从而明道守礼。《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如果“好恶无节”，为外物所化，就会出现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如何使“自然人”顺利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人”，达到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协调统一，就成为人们思索的中心问题。因此，儒家五圣都推崇“先王”，思考“人心”与“道心”，从而要求人们持正守中。他们认为，人之为人，就要区别于其他的动物，就应当明礼义、守礼仪，无理不动。

儒家五圣之学就是“仁爱”之学，就是“为己之学”，是“人之为人”的学问。大学之教，教人穷理正心，教人明其明德，彰显人性的光辉。孟子用善的眼光观察人与世界。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他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主张放大善性。他的逻辑非常清晰：人有善性，为什么不放大善性呢?只有人成为更完善的人，社会才能走向至善。

六

将“儒家五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是为了更好地看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这正如走进文庙，走进大成殿，直接走到孔子与“四配”的跟前，这里是中国儒学的最核心地带。

孔子“至圣”，思接千载，济古维来。他好学而博学，建立了中国文化的理想，指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以后，历代儒家包括颜、曾、思、孟在内，无不“宗师仲尼”，继承光大孔子的思想学说。如果说“儒家五圣”为代表的早期儒学群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地，那么孔子就是高地上的高峰。我们需要直面由于近代中国衰败给孔子儒学带来的一些认识迷茫，正本清源认识中国儒学，理解孔子学说，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融入世界，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融通中，让孔子乃至“五圣”所代表的中国愈加清晰地呈现它的风姿与魅力。

颜子“复圣”，孔子对他寄予厚望，可他先孔子而逝。颜子卓冠贤科，优入圣域。夫子言终日，不违若愚蕴大智；子贡论孰愈，闻一知十称弗及。颜子无伐善无施劳、不迁怒不贰过。他好学乐道，持中守仁，德性高超，境界非凡。正如孔子故里的孔、颜师徒庙宇，它们近在咫尺、如影随形，似乎暗合了《庄子》中的“亦步亦趋”之义。颜子之死，“子哭之恸”，在“天丧予!天丧予”的哀痛之中，蕴含了孔子太多的认同、期许以及悲伤、绝望。颜子短命而死，但他格局之大、境界之高，让后人充满了敬仰与追慕。

曾子“宗圣”，他与父亲皆入孔子门下，与孔子相契，得孔子真传。他把握真谛，理解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孔子去世以后曾子主持孔门，汇聚孔子遗说，弘扬孔子之道。传《孝经》，述《大学》，在学说深度、思想格局上，他是“宗师仲尼”的典范。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近年来颇受重视，对了解曾子思想与孔子学说的关系十分重要。曾子影响了子思和孟子，是儒家道统的传递者，在孔门弟子中具有特殊地位。二程说得好：“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

子思“述圣”，郭店楚简发现之前，他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却几乎被历史所湮没。但实际上，作为儒学大师，子思不愧被后人尊为“述圣”，他受孔子的直接教导，又受业于曾子，思想深邃，成就巨大。作为孔子裔孙，子思有着特殊的使命担当，他搜集整理孔子遗说，把“亲闻之”和“闻之于人”的孔子言论集辑起来，保存了孔子与弟子时人交相问对的大量论述。即使片言只语，也都十分珍贵，更何况这些孔子遗说数量可观，这是留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没有子思，火烛何以点亮?更重要的是，《论语》《孔子家语》的撰集也与子思有直接关联。

孟子“亚圣”，世人以“孔孟之道”代指中华圣道，彰显了孟子的历史地位。他“学于子思之门人”，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子思之儒、孟氏之儒，孟子传承发扬孔子、子思思想，于是有“思孟学派”的说法。郭店楚简、帛书《五行》篇的发现，为认识思孟学派提供了宝贵资料。在子思之学补上“孔孟之间”的学术链条之后，孟子思想研究也具有了更好的凭借。孟子“通五经”，明圣道，拒斥异端邪说，光大孔子思想。司马迁说孟子“述仲尼之意”，精准概括了孟子弘扬孔子学说的巨大历史功绩。

系统阐述儒家五圣，讲清楚他们的文化传承、思想内涵与价值影响意义重大。不言而喻，对于儒家五圣，学者们无不进行关注和研究，但由于历史的、学术的、资料的种种限制，人们希望能有立足学术前沿，正本清源系统阐发五圣文化的著作1。因为儒家五圣代表的是中华文化，只有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论述，才能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卓越风貌。但长期以来，疑古思潮盛行，中国学术思想研究受到影响，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就儒家五圣整体而言，相关的研究与撰作还不餍人望。

我们以“五圣”为中心，深入阐述中国古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内涵，希望由此阐述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但这样的阐发有一定的难度，例如：孔子被孟子称为“集大成”如何准确理解；“诛少正卯”“适周问礼”等疑案真相如何；颜子“不违如愚”包含了怎样对孔子思想学说的深刻体认；曾子心中孔子“吾道一以贯之”内在意蕴；子思对“诚者，天之道”有怎样独到的体认；孟子所愿乃“学孔子”及其对孔子发展的高度与境界等等，都需要对中国文化的系统思维、整体认知、宏观把握。

作者简介：杨朝明，孔子研究院原院长、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本文为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推进办公室重大项目《“儒家五圣”丛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