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腊月，随着春节的一步步临近，我的思绪也伴随着春节的脚步，时常被带入儿时过年的各种场景之中。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很艰难，内心却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期盼。人们对过年的向往，以及忙年时的喜悦之情，总能溢于言表。

期盼过年，是因为渴望美好；忙碌着过年，是因为新年会有新气象，会带来新希望。所有的不顺心、不愉快都将留在今年，美好的一切，期待来年的呈现。

基于此，进入腊月后，大人对小孩子说的话，在用词和句式上开始有所限制。有祸兆的话不能讲，不吉利的词不能说，要说就说过年的话。

那时候，每到忙年，妈妈都会把灶房搬到院子里来，所谓的住房小、厨房小、房间里施展不开等原因，只是借口罢了，最重要的是，这样拉开阵式地忙年，才更具过年的仪式感；明亮开阔，才能彰显忙年的隆重和壮观。表达的是对过年的重视，体现的是妈妈内心美好期盼的投射。

“三祭灶，四扫屋，五蒸馍馍，六杀猪”，这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对过年的指导性规程，也是经过实践得出的结论。的确，对于每一项工作，没有一天的时间根本干不完。就拿蒸馍馍这件事来说，妈妈要在头天晚上睡觉前活上面，第二天面醒发好后扒出来放在面板上，再活上第二批面，然后第三批……，循环进行。妈妈要把一盆盆的面柔成面坯，放入锅中一锅一锅地蒸出来，还要再蒸一些花糕、豆包等花样。那时候过年蒸馒头是要蒸的盆满钵满才行，预示着来年的五谷丰登、粮谷满仓。其工作量之大，工作时间之长，是可想而知的。每到过年蒸馍馍这一天，妈妈都会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忙到天黑，忙得不亦说乎。

看着妈妈忙碌而疲惫的样子，我很是心疼，就会时常跑到妈妈身边问：“妈妈，馍馍蒸完了吗？”妈妈会慎怪地告诉我：“要过年了，不能说带有‘完了’的话，要说‘齐了’、‘好了’，过年要说吉利话，来年才会吉祥如意”。作为小孩子，一旦疯玩起来，就把妈妈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我会不断地跑到妈妈跟前问同样的问题，妈妈总是满脸堆笑地、不厌其烦地给我纠正。当时的我年龄小，对此不太能理解，感觉妈妈是不是有些封建迷信。实际上，这是妈妈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景。过年说吉祥话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对我影响深远。

过年要挂红灯笼，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营造的是节日氛围，象征的是吉祥如意，表达的是对光明和美好的期待。

每年临近过年，儿时舅舅家挂满院子的大红灯笼，总会在我眼前晃动，瞬间把我带回到那个喜庆祥和的美好时刻。

姥姥家成分不好，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我四舅没有在婚嫁的年龄娶上媳妇儿，这并不代表四舅不优秀。相反，我常听妈妈讲起，四舅自幼心灵手巧、聪慧过人，长大后更是沉着稳重、相貌超群、才华横溢。任何物件，只要四舅一过目，他就能立马效仿出来。但是，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再有才华也无处施展，只能是自娱自乐罢了。

在我的记忆中，每年过年时，四舅做的各式各样的灯笼，与目前各种灯会上的灯笼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四舅做的灯笼生动有趣、花样繁多。有圆形的、椭圆形的、长方形的、长圆形的，形态不一，风格迥异。过年时，姥姥家满院子的大红灯笼，营造出红红火火的年味，展现出非同凡响的美丽。

四舅灯笼的制作工艺，由于年代久远，我已记不清了，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那一个个闪烁着无限光芒的大红灯笼，带给我的兴奋和愉悦，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也因此，四舅做的灯笼也就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此后经年，我对过年的向往，又何尝不是对四舅做的红灯笼的一种期盼呢？

过年穿新衣，也是儿时渴望过年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家姊妹四个，即便家里生活困难，穿新衣过年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想全身上下换然一新那是奢望，每人一件新上衣还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的新衣都是妈妈亲手裁剪缝制的，穿着妈妈缝制的新衣过新年，走在人群里，感受着大人孩子投来的羡慕的目光，对一个孩子来讲，过年的幸福感莫过于此。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每逢过年，以往过年的林林种种总是在脑海中浮现，让我回味无穷又没齿难忘。

今天的中国国富民强，百姓生活富足，过年的意义已不再满足于穿新衣、吃美食等，而家人团聚、共享天伦，才是过年最重要的仪式感。

时过境迁，如今的过年之于我，仪式感有增无减。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去妈妈的坟茔，请妈妈回家过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圆。

写于2024年2月3日 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