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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成桥 | 穿越时空隧道漫话济宁与青岛的前世今生

来源:本站    作者:陶成桥    时间:2024-05-21      分享到:

有生之年,有幸在济宁、青岛两地生活了多年,通过漫长的时空隧道,对比两地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地兴衰都与水路交通有关。更确切的说,一个是与运河码头有关,一个是与海洋港口有关。一个先期,在农耕大河文明时代,通过经济内循环走向了巅峰。一个后发,在工业革命海洋文明时代,通过内外经济双轮驱动大放异彩。两地在人力的推动下,各自按照自己固有的社会、经济逻辑规律,在新时代中续写着自己的天命。

从历史的纬度来俯视两地,其过去、现在、未来所发生的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而不是随机事件。某个地方、某个人、某件事都是时代产物。一个地区的衰落、另一个地区的崛起,一个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大时代背景,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

济宁兴于大运河码头,衰于大运河码头。未来还会再兴盛于运河码头。

青岛成于海洋港口,兴于海洋港口。未来将会更辉煌于海洋港口。

咱们先聊一聊济宁。

地球人都知道,水道运输经济而省力,但是,中国西高东低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主要河流绝大多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没有天然形成的南北水道。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始于隋唐,发展完善于宋元明清 ,人工建成的横穿中国南北,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大运河,起到了“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巨大作用。不仅在经济上保障了南粮北运,以济京师,形成了“南引吴楚闽粤之饶,北壮畿辅咽喉之势。”而且因为这一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政治上有利于封建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文化上促进了南北大交流和各民族文化心理的认同,形成了明清以来社会的长期稳定。避免了历史上三国鼎立、南北分治、五胡乱华等分裂混乱局面的出现,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也给沿河城镇经济带来了振兴。因为,在旧中国落后的农耕文明自然经济状态下,城市多是因时因地而自然形成的。特别在大运河流经的多行政区划的狭长的带状地域里,都市的形成靠的更是自然的力量,或者说是因通水、通航的需要而自然形成。于是乎大运河就有了点石成金的神奇法术,大河上下谁能在大运河河段中占一席之地,就可脱颖而出,乌鸡变凤凰。

时也!运也!命也!就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眷顾了济宁。

济宁原为不起眼的济州,治于巨野。1150年巨野水灾,遂移济州于现址。元朝灭金金后,巨野水患频繁,元世祖八年(1271年)升济州为府治,因济水南会泗河、北会汶水,它居其中而获济水之宁,故名“济宁府”。此时的济宁,虽为府治,但名声平平,一个普通城镇而已。济宁真正的崛起,还是得益于元代济州河、会通河的相继开通。可以说,有了运河,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济宁城,或者说济宁是与元明清大运河同步成长起来的城市。

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始于隋唐时期,而它与济宁的结缘,则是在之后的元代,由于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移到北京,华北地区需要更便捷的方式直通经济发达的江南,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南北之间的水运距离。济宁河段在运河全线水路交通的位置与作用至关重要!当年京杭大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极高,可与四川都江堰媲美的“南旺分水岭枢纽工程”就建在济宁。“运河之脊分水工程”的建成和利用,开创了大运河航运史上的新纪元,使引汶济运之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为实现南粮北运,它担负着每年数百万石漕粮运输任务,是历代王朝的一条名副其实的生命线。史籍称济宁为“南控江淮,北接京 ”;“处漕渠之中,襟带四方”;“闭则为锁钥,启则为通关”;也就是通常所说“济宁通则全河通,济宁不通全河停”。正是因为济宁独具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才使得济宁有了发展成为运河之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元明清三代的济宁,朝廷关注,正一品、从一品封疆大员重臣驻节,运河总督衙门下属机构众多,当时的济宁就有“七十二衙门”之称,百官聚集,千军防守,万马奔腾,当然地成为运河全线的政治中心;一水关南北,百里万夫吼,千帆竞发,万民汇聚,人口和城市日益扩张,使济宁成为具有关键性的沿运重镇。如此之下,商贾云集,百业俱兴,成为了江北最大的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运河为济宁流来了信息、财富、技艺、人才。竹器业、药材业、铜器业、皮革业、酱菜业、烟草业、点心业等百业并举,当铺、钱庄、粮行、茶楼、饭店、戏院、会馆、教堂等遍布大街小巷。
当时运河上的船只,帆樯如林,纤夫的号子声,此起彼伏,经夜不息。河两岸,五彩百货,堆积如山,北口的皮毛,江南的竹木瓷器,各州、县的农产品,多在这里集散。白天市场上的贸易者车水马龙,夜晚更是灯火辉煌。任城闸(小闸口)和飞虹桥(南门桥)之间,是市内繁华的中心。车铺面坊,栉比鳞次,商会衙行,竞相争市。戏楼酒馆,灯红酒绿。一时济宁成了万商往来,四海绵历,“舟船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经济、交通中心和文人墨客荟萃之地。。总之,正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综合作用下,济宁才得以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

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漕运的败落、清朝中央集权的式微和东部沿海以西方因素为导引的工商业的崛起和扩张,济宁同整个北方内陆运河地区一起急剧衰退,并在山东乃至全国经济的层级体系中迅速向边缘位置滑落。

在中国由晚期帝制时代向早期现代转化过程中,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分水岭。1901年这年7月2日,清廷颁布一道重要诏令,停止征收和转运山东、江苏、浙江等濒海且有运河通过省份的漕粮,改征实物为征银。清政府发布停漕令、撤销大运河统一管理机构后,京杭大运河正式断航。

其实早在近半个世纪前,清朝的财政运输体系就因太平天国战争瘫痪了,这种税赋折银的方式已经在长江中游各省试行,后来逐渐推广到中部和东部各地。

1902年,清廷又诏令宣布裁撤设在济宁的管理北部运河和黄河事务的东河衙门。至此,作为明清帝国的生命线的漕运正式谢幕。

漕运的终结首先在沿运河地区产生了严峻的后果。自15世纪初明朝重修运河以来,运河沿岸地区,特别是北部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城乡生产的商品化促发了城市化。然而,对运河沿岸的北方工商城市济宁来说,其崛起与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几无关联;政府主导的漕运和私人的长途运输贸易直接启动了其商品化和城市化,并支撑其持续性繁荣。

为了保障帝国的供给和安全,明清政府对运河倾注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严格周密的管理和监督。自19世纪中叶以来,漕运体制和运河基础设施迅速衰败,大运河逐渐丧失交通运输的枢纽地位,运河地区已不再是朝廷的中枢策略考量的对象,运河的凋敝严重影响了济宁的生存和发展。至此济宁进入了经济败落、城镇凋零。

如今的济宁,在从东部袭来的大浪潮下,发生了结构与取向的变迁。山东省明清时期以济宁、临清、西部运河带为中枢的中心—腹地的层级结构发生着根本性的逆转。济宁不可避免地被排列到一个边缘腹地位置。济宁原来在全国作为一个经济枢纽的地位荡然殆失,其对山东西南部的经济辐射力也大不如前。已失去了大哥大的地位,沦为了三线城市,它的荣耀已被后起之秀省府济南、沿海城市青岛和烟台遮掩了。失去了明清时期,中国最重要的“运河之都”“江北小苏州”的光环。古桥纵横、河埠林立、古屋比邻、巷弄交错、百家经商的运河风光都成为了历史记忆。其黄金时代早已驾鹤西去。

不过相对而言,济宁的境遇要好于大多数北方沿运地区。尽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中断,济宁段的运河水资源还是十分丰富,足以支持局部性船运。事实上,济宁南抵江苏北部的运道一直畅通。因此,虽然济宁的地方经济失去了广阔延展的契机,但尚可以在相当的区域范围内往来循环。在1912年南北铁路大动脉及现代公路出现前,济宁段的运河仍是货运最主要的通道。

现在,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21世纪的和平崛起,京杭大运河复航又一次重新提上了日程,在目前济宁已具有较为优越的现代铁路和公路系统,加上可以局部使用的运河等水路,如果假以时日,发挥黄河悬河优势,用现代最科学的方法开通京杭大运河穿黄隧道,待京杭大运河全线复航后,航道将由德州市出山东境,尔后还将连通雄安新区。同时这也意味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的白洋淀水系,或将通过京杭大运河与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的微山湖贯通,再一路向南直达钱塘江入东海。

那么一来,就会为济宁人建设运河文化、走出通江达海之路、改变地方经济取向、完成经济转型,再现济宁鼎盛时期的辉煌,增添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希望和信心。

回过头来,咱们再看看青岛。

青岛本是指胶州湾海口北侧的海中小岛,也就是今天的小青岛。《胶澳志》中说:因其“山岩耸秀,林木蓊清”,故名“青岛”。“青岛”之名的出现,就现在已发现的典籍文献来看,最早有明确记载的是在明代中叶,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但在农耕文明社会里,中国人关注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脚下的陆地以及陆地上滋养他们的黄河、长江、大运河等两岸富饶的土地,在农耕文明大河经济文化时期,济宁鹤立鸡群,风光无限时,青岛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丑小鸭。

然而,风水轮流转。随着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航海时代开启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海外贸易、殖民、海军强盛以及制海权理论的出现,西方国家寻求廉价劳动力、原料、商品倾销市场的政治经济行为,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开始入侵中国。海上交通线是每个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必要前提。而天然港口和海上交通线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在这历史演化的大时代背景中,德国与青岛就发生了必然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经过跳跃式发展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个资本主义强国。经济的强大促使德国向外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德国外交已经放弃了俾斯麦时代保守的“大陆政策”,转向更为冒险的“世界政策”,德皇威廉二世公开宣称要争夺更多“阳光下的地盘”。

而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闭关锁国腐败透顶的满清政府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已呈现出“对抗→和好→对抗→完全屈服”的特征。青岛这个得天独厚作为海陆两个扇面的交接点,肩负着对外开放和对内辐射的作用的小渔村不可避免的开始步入了经济舞台中心,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悲喜剧。

1891年清政府调登州市总兵章高元驻防青岛,在青岛的村东侧建总兵衙门,青岛建制开始并逐渐形成初具规模的传统市镇,就在青岛建置前后,青岛和胶州湾作为军事基地和自由贸易港口的战略地位,在各国军舰虎视眈眈的探访之中,一下子突出了。未来的青岛港最早出现在德国人的视野之中,关于青岛港与城市的规划,也在德国的远东扩张蓝图中变化得日益清晰。

德国侵略和霸占青岛作为殖民地的目的是为便于掠夺中国财富,之所以选择青岛是基于胶州湾的区位优势和建港条件。在1868-1872年间,德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爵士对中国进行了七次考察,他认为胶州湾具有“未来的重要性”“此地的港口符合一个伸展到华北的铁路网的海岸据点的条件,将替华北的棉花、铁和其他产品创造一个便利的出口,并使进口货便宜地通过一些重要地区”总之“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州湾不可。”

1897年11月14日早上7时许,蓄谋已久的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德舰在清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轻而易举从栈桥登陆, 在德军威逼之下,章高元没开一枪一炮于14日下午三时下令清军拔队后撤,由青岛村退往山后的四方,当日德军宣布占领胶州湾及其附近一切海岛及属地。随后的18天中,章高元在德军威逼下一退再退,由四方退至沧口,最后调驻烟台,清政府营建了7年多的胶澳海防基地在没有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失陷。

1898年3月6日,76岁的李鸿章已无力回天,他和翁同龢代表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德国不仅强租胶澳99年,整个山东也成为其势力范围,1891年才开始建置的“年幼”的青岛(当时称胶澳)就这样落入了日耳曼之鹰的爪牙之下,胶州湾畔的小渔村由此成为当时远东最繁忙的建筑工地,并以自由港的身份被拉入到世界格局中,德皇威廉二世将租借地内的新市区命名为“青岛”

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单纯的经济与原料掠夺不同,德国是把青岛作为永久殖民地进行长期投资建设的,信奉‘新殖民政策’的德国人决意将青岛建设成为其海外文化中心 。从此揭开了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1899年德国人在港口与铁路的位置确定后,为青岛制定了一个城市与港口和铁路三位一体的城市规划,德占青十七年间一直是由德国进行财政拨款建设城市,现代很多城市的形成基于港口和铁路的建设,而青岛能够后来居上,优势在于一是港口设施的先进性,二是港口、铁路、城市的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港口拉近了青岛与世界的时空距离,打通了与内陆腹地的经济联系,借助港口与胶济铁路,青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青岛的商业区和港埠区齐头并进,奠定了现代城市的格局;港口运输和临港工业并驾齐驱,开启工业文明的曙光。一个港口带动了一个城市崛起。这种高明的城市设计理念,使青岛在头十年便一举超过早三十年建港的烟台,跃居沿海城市进口的第二位,在前三十年间便超过山东省国民产值七倍,成为全国四大轻工业中心,金融中心之一。使之在山东省独占鳌头,并成为全国新的经济中心之一。与此同时 随着受西方启引的新工商经济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崛起,运河为枢纽的经济范式被打破。内陆运河地区的济宁则成了偏远的腹地,在全国经济和政务序列中不再具有战略角色。

此后青岛历经德占、第一次世界大战日占、北洋政府统治、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侵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130多年以来青岛风雨兼程,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化,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由单一的捕鱼经济体系转变为工商贸多方面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发展成一座世界著名的、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

如今的青岛,常住人口1007.17万,(济宁835.6万)2022年GDP达1.6万亿,(济宁4494.31万元)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华丽转身,成为沿黄流域和环太平洋西岸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和海上运输枢纽,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与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5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港口吞吐量跻身全球前十位。

现在的青岛是中国山东省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和滨海度假旅游城市、也是国际性港口城市,亚洲最佳航海城, 世界啤酒之城、联合国“电影之都”、中国品牌之都,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全国文明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被誉为“东方瑞士”。

在这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家园中。如果你在有生之年畅游在落日余晖中的老城老街,海雾弥漫中的山海间,风雨来临前的海岸线;初春百花苑新绿的紫藤,春末中山公园如雪的落樱,秋季八大关鹅黄的银杏叶,冬日崂山墨染飞白的峰峦。你才能领略什么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回望古代史,不禁让人唏嘘感慨,想当年,元代大运河贯穿济宁南北,济宁码头成了运河的咽喉之地,农耕时代兴盛时,济宁鹤立鸡群,傲视群雄,名满天下、誉满天下时,青岛还寂寂无闻。

翻阅近现代史,青岛向海而生,以港兴城,工业时代兴盛后,后起之秀青岛,一骑绝尘,反超济宁,又让济宁望尘莫及。

展望未来的青岛,其发展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它乘着时代的东风,如同从历史深处出发的一艘巨轮,穿越历史云烟,直挂云帆济沧海!

有幸生在这个时代,有幸生活在两地,闲暇之余,漫步在济宁老运河的太白楼、竹竿巷、铁塔寺的历史遗迹,沐浴着青岛栈桥、八大关、石老人的海风,品尝着略带泥腥味的运河大鲤鱼,海腥味的青岛大鲅鱼,在两地的图书馆、博物馆谈古论今,真让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唯望生我养我的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长治久安、兴旺发达。

唯望我的大青岛,鲅鱼长得更大,我可爱的故乡,济宁大运河的鲤鱼长得更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