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是以实物、财产作抵押,换得现钱的店铺,也叫典当或典当行,解放后,这一行业曾一度被认为是剥削、压迫人民群众的行为,而被终止。但实际上当铺也为广大群众和商户,解决过急需现金的困难,应该说,是利害功过兼而有之。

解放前,兖州只有一家当铺,字号“同昌典”,创办人是济南人叫吴方池,地点在老大街(现中山路)东门里路北,约在清朝末年开张,到1920年才逐渐兴旺,鼎盛时,店面房和库房,楼房共有120多间,员工达80多人,规模相当可观,拥有资本48万元,所以,同昌典不仅做抵当生意，而且兼营定期存款,活期存款,抵押贷款等银行类业务,足见当时实力之雄厚。那时候,当铺的当品很广,不仅有金银珠宝之类的贵重物品,也有各种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如家具、农具、衣物、鞋帽、被褥等,就连锅碗盆勺,都可以到当铺换成现钱,以作急用。

可见那时的社会是何等贫穷,这也是当铺利于广大群众的一面,不过当铺为安全获利对当品作价是很低的,都在实值的半价以下,比如一床旧被子,市场价格值六元钱,当铺的估价先生只给你作价三元以下,而且还要按月交纳金额的百分之三的利息，在当期内当主若是没钱赎回、当品就归当铺所有了,当铺就可以拍卖、出售,从中获利，这就是剥削行为的一面。城里半边街有一刘姓,家里无米下锅,便将妻子的娘家陪送的一件棉袄,送入当铺,却一直没钱赎回,夫妇二人终生遗憾,这种事情在当铺是常有的事。

还有一次,兖州的一老字号,姚记土产庄在南京定了一批芭蕉扇,蒲扇、粗瓷等杂货,货到济宁码头,老板却一时付不起货款,情急之下找到同昌典,将自家一套宅院作抵押,拿到了现金,支付了货款,这批货很快出手,获利不菲。当时,兖州商业迅速发展,与同昌典的运作很有关系,而同昌典自己也开始做起了大宗货物的转运批发生意,扩大了业务范围。

据史志记载,同昌典于1924年达到了鼎盛时期,相应之下，兖州各类商号也多达两百多家,以老大街为中心的兖州古城,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据城内半边街一宋姓老人讲,同昌典的兴盛,还与一次意外之财有关。有一年的阴历年底,天刚刚亮,就听见有人敲门,伙计们把门打开,急匆匆进来一位身穿黑衣的汉子,说有一件铜香炉要当,边说边从怀里掏了出来,开口要当一百块钱,柜台里的估价先生接过香炉一看,做工精细、金光闪闪,不由的心生窃喜,当即还了五十元,很快便以六十元成交、当期为两个月,谁知那人再没露面,估价先生悄悄告诉老板,这个铜香炉,是个金香炉,而且成色很不错,从此同昌典的资本越来越大,生意越来越红火。据说那个黑衣汉子是个行窃之人、那个香炉正是他当夜偷来的。

1926年起,兖州和全国一样,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不安,商业逐渐萧条,同昌典的生意也随之冷淡。那时兖州一直驻军,军饷不足,他们便对人民群众百般勒索,对各商铺反复敲榨,同昌典也是厄运难逃,常有人拿些一纹不值的东西去当钱,当铺不要，他们就放枪唬人,后来有一个连长从老百姓家里抢来一个洗菜盆,硬作为文物给当铺,索要一千块钱,老板苦苦哀求,最终拿走六百块钱。战乱时这类事件多次发生，造成同昌典逐渐亏损,最后终于关门停业。

据“兖州市志”记载,同昌典倒闭的时间是1926年,但据现在东御桥一位老人讲，他小时候就亲眼见过同昌典当铺和招牌,店铺门前立着高高的旗杆,上面挂着一块匾,横书“同昌典”三个字,下边吊着个四方招牌、写着个“当”字,十分醒目,老远就能看见,店铺的门板上也写着一个很大的“当”字。这位老人今年85岁,这样推算,同昌典至少在1930年还在,笔者以为,同昌典可能是1926年逐渐走向衰落,而最终倒闭则应在1930年或之后,请知情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