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学校的劳动课程较多，校园里书写的醒目的教育方针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师生除了经常参加校内的诸如建校、种菜、积肥、卫生大扫除等各种劳动外，还时常集体到附近的生产队参加支农劳动。每到放假时，学校都把参加劳动作为学生的假期任务之一。语文老师还专门布置有关参加劳动的作文题让学生完成，例如“记一次紧张的劳动”、“麦收”、“锄草”、“我向老农学耕地”等等，都曾经是当时的作文题目。

对于学生假期回队劳动，队干部和社员们当然是十分欢迎的，因为这不仅增加了劳动力量，而且能活跃一下劳动气氛。劳动期间学生们讲讲国家形势和时事新闻，唱唱歌等，能够增加不少热闹。

一般情况下，生产队的劳动并不很繁重。常见的劳动主要有翻地、拉车运肥、播种、浇地、锄草、刨地瓜、收玉米等。每天的活都由生产队长安排，各组都有人领着。在劳动中大家可以边干边说话，甚至讲故事或说笑话，因而并不沉闷。我所知道的许多民间故事、旧闻轶事和笑话大多是那时在父老中听到的。当然每次劳动或休息时，社员们也不会让我“当哑巴”，必须讲点、说点什么才罢休。这时我就把从书上读到的有些故事、小说讲一段，例如《林海雪原》、《红旗谱》、《敌后武工队》以及《西游记》、《水浒》、《说唐》中的故事等，哪回热闹讲哪回，很受大家欢迎。

在六十年代，社员家里还很少有钟表，因而生产队基本上不按钟点上下工。主要是看太阳和平时感。上午、下午劳动期间各休息一次，每到正午或太阳快要落山时收工。在夏天天气很热，每天干活休息时，队长就让人从生产队瓜园里摘些瓜来让大家分着吃，以降暑解渴。这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出勤。男孩子们有时还到河里或坑溏里洗一通再上来干活。

在后来农村改革之后，常听到有一种说法：过去生产队干活“磨洋工”、“消极怠工”、 “无有效率”等。对此说法，我感到不以为然。生产队劳动中磨洋工、消极怠工的现象在个别情况下的确也是有的，但如果以此概括其大部分生产劳动则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我看来，人们的劳动本不是以繁重、紧张程度为其价值考量的。相反，劳动者对劳动是否感到乐趣和轻松这才是区别劳动方式是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何况社会主义的劳动原本就不仅仅是一种谋生和获取效益的手段，它同时也是人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工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规定干活中不准说话，不准喝水，甚至不准上厕所，劳动者完全成为机器的一种附属物，像那样的劳动从当时的效率看也许是高的，然而对劳动者来说却是一种役使和催残，毫无乐趣可言。这难道是真正高效的劳动吗？

自从六十年代初，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就调整到了生产小队，各队的生产、收获状况直接决定着社员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这里不同于机关、企事业单位，没有人给你发工资，各家生活好坏全靠生产队集体经济。大家看得很清楚：同样的土地、人力，你生产队如果搞不好，相比邻近生产队差别很大，吃亏的只能是社员们自己。因而任何人如果对生产不负责任，马马虎虎、消极怠工，不用说队干部不允许，就是老农、普通社员也看不下去，也要吆喝你。那时生产队的生产是一种靠粗放管理与人的自觉性相结合的活动，劳动者的集体观念和自觉意识比较强，这与那种雇工制或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

实际上，农业劳动是与季节、天气状况、农活性质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其中有些农活比较轻松，但是那些繁忙紧张和艰苦的劳动也是大量存在的。例如在“三夏”和秋收的时节，地里的庄稼已是焦麦炸豆，亟待收割，同时又必须抓紧耕耙、抢时播种。这时人人不敢懈怠，你就是有“磨洋工”、偷懒的念头，但也不容你有那样的行动。这时各家男女老少齐出动，天天早出晚归，到了中午也不能回家，而在田间集体吃饭，饭后稍微休息接着便干。人们割的割、运的运、打的打、耕的耕、种的种，任何工序上都争分夺秒，马不停蹄，汗水湿透衣衫，似乎是在与老天爷抢时间、赛跑。人们都知道，别看当前头上焦阳似火，如果一旦变天下雨，弄不好一年的劳动成果就毁在一旦，或耽误了农时影响下季的收获。这哪里会有什么“磨洋工”、“消极怠工”的现象！

还有兴修水利、筑堤挖河之类，几乎是每年冬、春必有的工程。各公社、大队都抽调强壮劳力上阵。在工地上扎棚下寨、盘锅做饭，干起活来也是你争我赛：挖土的挥汗如雨，推车的一溜小跑，打夯的号子阵响，看谁的进度更快。因为各大队的任务都很明确，如果人家都完成任务或领着奖旗撤走了，而你们还在那里磨洋工，落在后边，这岂不是明摆着的丢人显眼？不仅力气不少出，而且还损了本村的名誉，— 何苦而为呢？其实农民们是最讲义气、识大体的，自己累了回家该歇的歇、该睡的睡，但在关系集体利益和大事上却是最敢于知难而进、最少有那种斤斤计较、偷懒磨滑行为的。况且这干的事情又都是利国利民、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业呢！

看吧！全国多少水利工程、人工河道、农田基本建设不都是那个时代完成的？教万个大中型水库，几千公里的江河堤坝、遍布农村大地的排灌渠道、机井、畦田等，都是那时农民们用自己的手臂、肩膀和铣、镢、人力车等落后的工具完成的，是汗水和生命的结晶。他们的行为真是可歌可泣，其功绩史无前例。谁能说这种劳动是低效率、低价值的！

农业劳动也是包含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性的活动。有人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城市的青年到农村去，如果不经过一番学习和实践，他们还真是干不了。有些传统的农活，功夫性很强，在目前劳动中己经很少见到了，不妨举几例讲讲：

割麦

在过去北方农村，割麦是衡量人的农活水平的一项基本功。它像每年一度的大赛一样，每个男女青壮劳力都要从中展现一番。每当收麦季节，全队男女青年齐上阵，在一望无际的麦海中，一起沿着麦垅向前割。这时只听得镰刀嚓嚓响，每个人像在麦浪里游泳一样向前进发。这时，每人割的快慢、是否干净、利落，其差别就看得出来了。

一块麦地从这头到那头有的长达半里之遥，割在前面的与后面的差距越拉越大，割得快的已到那头去了，而慢的还在中间。这等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人的本领和功夫，其间谁还能丢松？尤其是如果谁家有新娶的媳妇，那么第一年割麦就得上阵展现一下水平。因而更感到压力很大。如果麦割得很快，出手利落，那美名很快就传扬开去；而一旦割不上去，总是落在后边，那就有些令人失望了，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个“不大会干活的人。”— 割麦的快慢，既取决于人的力气大小，镰刀是否锋利，又取决于手抓的技巧和弯腰的方法。如果不能掌握正确的方法和技巧，那么割到两个小时之后腰就会酸痛起来，并且越来越跟不上。因此，这是需要从小就认真调教和锻炼才能掌握的一项功夫活。

砍高粱

农历8月间，洼里的高粱晒红米之后就等待收获了。收高粱包括把高粱秆抹根砍倒并把高粱穗钎下打成捆的一个过程。这时正是末伏天气，人在两三米高的高粱地里干活，又热又闷，头上身上都洒满了高粱花子，很不好受。大多情况下人们只穿着裤衩干活。前面的人手握板镢，每棵高粱只需用力一下砍倒，而且必须砍在地面以下高粱茬的中间，带半个根茬。因为高粱秆是农村盖房用的材料，你如果砍不好，它就不能用了。因而必须砍得又准又快。后面的人从砍倒的高粱秆上把穗钎下来，叫“钎高粱”。钎高粱时右手拿钎刀，只一下把高粱穗割下来，用左手将其接着并使其交叉排在手臂上，一手臂可挟住10多斤高粱穗，既整齐又牢固，然后一次次摞在一起，并打成捆运到晒场上去。这时看着那彤红发亮、沉甸甸的新高梁，闻着那散发出的清香味，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啊！

垛麦秸：

农作物脱粒后的秸秆都是有用的，甚至连叶、根、壳皮都没有被抛弃的东西。— 目前农村的秸秆大都是被焚烧或腐烂掉，成为环境的一大污染源，但在过去它却是农民的一项重要生活资源，全年的烧材和牲畜饲料全靠它了。每年冬季或春季，即使普通的麦秸、豆秸或树枝，如果运到集市上，每百公斤也能卖到六七元。别看这六七元，它能解决一个普通家庭半年的油(灯油)盐酱醋的开销，能够供两个中小学生全年上学的费用。因此，农民对它都非常珍惜。— 尤其是夏收后，大量麦秸打出来，如何保存是一个大问题。大都是在村边找个空地垛起来。

垛麦秸却是一个很有技巧的活。如何垛得又高又大、又牢稳，使之长期保存，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垛麦垛，底部要尽量小，以土坯或砖、木铺成留有通气孔的底坐，然后层层向上叠加麦秸，越往上越大。当堆到三四米以上再往上垛就困难了。下面的人必须用木杈使好大力气才能把麦秸挑上去，而且位置要放得适当；站在麦垛上的人要把麦秸均匀铺放，层层叠加，掌握好对称和平衡。如果弄不好，麦秸就很容易滑下来，甚至整个麦垛倒塌，前功尽弃。因此，没有一定经验和技巧是绝对干不了的。这样，一个麦垛可垛到四五米高，最后上面用草泥封顶，防止漏雨。几十亩地打下的麦秸往往一大垛就解决了问题，一般存放二、三年也不会变霉。人们看到村边那一个个耸立着的大麦秸垛，那就是丰收的象征。

总之，农业劳动是含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和技艺性的活动，也是充满乐趣的事情。对于一个不在农村生活过来的人来说，他是不可能理解和认识的。

有人每谈到过去生产队里的劳动就是“大轰隆”、“干多干少一个样”。对此说法我很不以为然。事实上，社员们在大田上的劳动通常都采取“按活计工”的方法，即根据当天每个人干活的多少给予确定工分。如每个人锄了几分地、运了几车肥、刨地瓜几垅等，大家在一起都看得清清楚楚，根据干活量的多少计工员就可以折算成不同的工分，是决然马虎不得的。其实社员对于自己每天的干活、记分都是很在意的，如果没有认真、客观、公正的估量，队长随便给每个人“干多干少一个样”地记上，那也是会引发争吵的！

从六十年代初之后，生产队就逐渐推广各种劳动包工管理形式，如“小段包工”、“专业包工”、“季节包工”、“按活包工”、“四定小包工”、“联产计酬”等，可以说除了“分田到户”之外各种责任制形式都有。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强或可以记量的劳动都有较稳定的包工制度。实在找不出有什么“大轰隆”、“干多干少一个样”的例子！

当然，农业生产中一些不能包、以及很难考量的劳动总是大量的，为此生产队还有定期“评工记分”的制度。在生产队里，我曾参加过几次“评工记分”的会议。每年夏、秋大忙之后，生产小队都要召集全体社员会，对全队每个劳动力的记工标准进行评定。评议有时采取“自报公议”的方法，有时则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和劳动能力而有所差别。既考虑每个人的年龄、体力情况，又考虑其实际能力和在劳动中的表现，大家七嘴八舌，最终由多数人的意见确定。

实际上，对年龄、身体情况差不多的劳力，大家的评工结果大多数是一致的，并无多少争议。有争议的只是有些特殊的情况。通常全队总有八、九个身体强壮、能打能拼、能适应多种劳动任务、为大家所公认的“十成劳力”，他们都会无异意地被确定为10分工。以此为参照，就可以依次推出其他各不同级别上的劳力的工分，如9分工、8分工、七分工、六分工、五分工等。

妇女青壮劳力和五十岁上下的老年劳力一般是8分工，十五岁至二十岁未成年的劳力一般是五分工、六分工。孩子们割青草交给饲养员，过秤根据草的重量算工分。各家积土杂肥交给队里，由队里按车折算工分，等。社员分配上采取“人四劳六”（有的是“人五劳五”）的方案。到了六十年代后期，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已经形成了比较正规、成熟的一套，算得上是真正的民主管理、公开透明。若论干部对集体的负责、社员们之间凝聚力之强、管理上的有序等，决不是后来“分田到户”的年代所能与之相比的。

在家乡的那段岁月，我记忆较深的是1965年、66年的情况。那时地县两级对我们公社派来了“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住我们大队的是两位年轻的干部，他们都是地区机关刚分配不久的大学生。来队后他们吃住在社员家里，白天与大家一同到坡里劳动、整地修大寨田，晚上组织干部、青年们学习，干活休息时和下雨天就教大家唱歌、排练文艺节目。临街的墙壁上也都设了黑板报和宣传栏。很快就把全大队搞活跃了，深受群众欢迎。每当假期回队后，我自然也是尾随其后，帮助他们写黑板报、抄材料、印歌等，几乎是形影不离。在那期间，两位住队干部教会了我们许多当时流行的新歌，使村里、地里时常传出歌声，那优美的韵律实在令人喜欢。有些歌儿至今仍记忆犹新。下面不妨唱几段你听：

《大寨之歌》：“一道清水河，一座虎头山，大寨就在这山下边，七沟八梁一面坡，……”

《幸福不会从天降》：“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

《丰收歌》：“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好风光。丰收的喜讯到处传，社员人人心欢畅，心欢畅。……”

《谁不说俺家乡好》：“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陈歌声随风传。……”

每当听到这种歌声，脑海里就浮现出那段难忘的岁月！

在学大寨工作队的帮助、带动下，经过两年的时间，在我们公社的沙坡岭修建了一座大水库，还经过我们村东头挖了一条贯通全县的黄河引水渠，全大队打了五眼机井，将坑洼不平的土地都整修成了一马平川的畦田。从此，使我村有了水利灌溉的条件，原来的旱田大部分都成了水灌田。产量一下子增长了三成以上。这是祖祖辈辈前所未有过的大变化啊！

农村的收获季节也是分配季节，生产队产品的分配有多种方式。粮食产品一般是在场上脱粒后就陆续过秤分到户。对于像每天刨出的地瓜、萝卜、土豆，摘下的瓜果、茄子、豆角等，都会随即按每户人口和工分多少分到户。这样既不必集中存放，又能让社员们及时尝到新鲜的收获物。待社员们散工后，便把各户的东西捎回家。人们有挑的、有抬的、有背的、有用地排车拉的，每天傍晚都满载着收获的果实赶在回家的路上。

生产队的经济基本上是一种实物经济，即产品经济，其核算是很粗放、简易的。衡量各生产队的经济情况，人们只说全队的粮食产量多少，亩产多少，社员人均分配的产品多少，而对于什么产值、价格、人均收入等概念是全然没有的，更不知GDP为何物。当时各级干部也不存在以产值或产量多少衡量其政绩的事情，因而更无必要进行虚报和浮夸。

在经过“三年困难”的教训之后，生产队对社员们的生活都很重视，分给社员的农产品保证都是足数的。实际的数量大都比统计数字要多得多。例如：粮食都要去潮去杂折算；鲜地瓜、萝卜等从土里刨出的产品，都要去泥计数。六十年代我们那里种地瓜较多，按照当时国家粮食部门规定：地瓜干每三斤折一斤粮食标准，而生产队分的鲜地瓜就按四斤折一斤地瓜干，这就是说每十几斤鲜地瓜才折算为1斤标准粮。社员家里分的地瓜一直保存到下年春末才可吃完。还有南瓜、茄子、土豆、大白菜等之类的蔬菜，分配时往往连秤也不过，而是按筐或按堆的大小估算重量。其折价更是很低。例如一筐茄子，少说也有20斤，也就折价一两角钱。其他像分给社员的秸秆、柴草、糠皮之类就更不计入统计之中了。有谁如果想把生产队的分配情况真正弄清楚，那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情。

生产队的生产劳动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在六十年代初，那时的生产和生活很艰难，干活总感到很苦、很累。而到了七十年代情况就发生很大变化。我那时在外地工作，偶尔还回家劳动几天，看到村里已经通了电，浇地、打场、磨面都用上了电动机和柴油机。生产队里也有了手扶拖拉机、脱粒机、打面机之类，“大跃进”和困难时期那种用铣剜地、人拉犁耙、肩挑人抬之类的情况就看不到了。那时生产队的大部分土地都能实行灌溉，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小麦亩产达到500多斤。社员们的生活也显著提高。

到后来，由于农业机械和电动力的大量使用，农业科技的推广，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劳动方式有些逐渐消失，有许多农活在年轻人那里已完全陌生。无疑，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不可忘记的是，这种进步完全是以过去的劳动创业为基础的。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老一代农民自强不息、坚忍不拔、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根本改变了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记忆中的生产队劳动和生活方式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回忆起来，它究竟是艰苦还是乐趣，是失误还是成就，这些在我看来已经毫无意义了。唯有真实的是：它已经成为我人生成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它也是现代新生活的基础和起点。随着岁月的流逝，那段经历越来越变得宝贵，越来越值得回顾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