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旧转换天翻地覆的革命年代，一个人是脆弱的无助的，只有顺天应命加入革命洪流，经过时代千锤百炼的击打方能锻造出钢筋铁骨，成就威武不屈且伟大的灵魂。如果有幸活到改革开放之后，并且有一本回忆录呈现一生波澜壮阔百折不回的生命历程和时代烙印，则可以算得上功德圆满，修成正果。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记录下女革命家曾志历经艰险的一生，让后来人看到了一个勇往直前不断通过人生绝境的鲜活革命者的形象，读后让人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端。

曾志于1998年6月21日去世，享年88岁。而《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的后记则完成于1998年6月，距离作者去世不到一个月。这是革命家曾志对这个她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献上的最后的礼物。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4日（农历三月初六），出生于湖南宜章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父是一个悬壶济世的名中医，父亲是一个不善世事的书呆子，母亲是一个开明的持家人，兄妹四人，曾志为长姐。

作者回忆道：小时候，我是一个相当顽皮的女孩，胆子大，个性强，脾气倔，好奇心重，特有主意。跟小朋友们一起玩，我从来都是支使别人而不受他人摆布，从小就显露出贯通一生的倔强和独立不羁的性格。

要感谢祖母！如若不是她那一声怒喝，一根棒槌，我会像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妇女一样，成为一个摇摇晃晃的小脚女人。我的天足得以保住，并用这双天足走上了漫长而坎坷不平的革命道路。

尽管孩提时代的我淘气调皮，但祖父、祖母却十分喜爱我的机灵、勤快和嘴甜。尽管我在学校调皮捣蛋，但学习成绩不差，所以，我的启蒙老师彭镜秋特别喜欢我。她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

1924年夏天，只有13岁的我，考上了衡阳的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我热衷看小说和体育运动。正是得益于在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体育锻炼，练就了我的良好体质，使我在后来的游击斗争生涯中，能够对付各种恶劣环境，和男同志一道在崇山峻岭间与敌人周旋。

1926年初秋，新的学年，我报考了事实上的军事院校--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入学填写报名表时，我郑重地在姓名一栏填写上“曾志”。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人生道路在这里来了个急转弯，从此走上一条血雨腥风、曲折坎坷的革命道路。

当我踏进讲习所的第一天，就脱下学生装，换上灰军装，剪短头发，带上大盖帽，扎上绑腿，束紧皮带，对着镜子一照：我终于成了一名梦寐以求的女兵，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当时我才15岁，是年龄最小的一名学员，也是坚持到最后的唯一的一名女兵。那个时代的女人大都是小脚女人，对女人的定义就是洗衣、做饭、生孩子。看到我不仅穿军装、扛大枪，而且撒开大脚丫与男兵一样出操、行军、摸爬滚打，都觉得不可思议。在衡阳，我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

在这里，我退掉了包办婚姻，摆脱了精神枷锁，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我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幼稚、淘气、贪玩、成天蹦蹦跳跳、脑子里一片空白的女孩子了。10月底的一天，我被通知到衡阳农民协会办公楼室上，参加秘密入党仪式。衡阳地委组织部长、教务主任夏明震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开始一个新的政治生命了。肉体只是人的躯壳，政治生活是人至高无上的精神力量和灵魂支柱。肉体可以牺牲，政治生命却不能动摇改变，你们要一生一世保持对党的忠贞不渝。”这些话70年仍牢牢记在心间。

1927年3月，不满16岁的我，以总分第八名的优异成绩从讲习所毕业，从此成为了一名职业革命者。不久，与夏明震结婚。这是我懵懂的第一次婚姻。

1928年1月，为迎接南昌起义失败的朱德入湖南，遭遇平生第一次生死考验，幸亏遇见了欧阳叔，是他帮助我躲过了劫难，走出鬼门关。2月5日上午，在郴州城隍庙的戏台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朱老总。他那时40多岁，尽管络腮胡剪了，但远远看上去脸还是很黑。他围着一条绿围巾，穿着一件很长的黄颜色的齐脚大衣，显得威风凛凛、精神焕发。晚上，夏明震带我去见朱德，我在那里看到的和白天在戏台上看到的判若两人。他见到我非常和蔼可亲，说话和风细雨，像慈母一般，我紧张的心情一扫而光。

湖南暴动波及整个湘南地区的十余县，威震湘鄂赣三省。中共郴州特委成立，书记夏明震，我是秘书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省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的一个极左的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至耒阳一线400里长的公路两旁各5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

此愚蠢至极的政策把湖南高涨的革命形势迅速引向了反面，激起了强烈的民变，夏明震等郴州地委主要领导全部牺牲。夏明震的牺牲深深震撼了我，他才21岁，本不该死啊！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000多人屈死在那场残杀中，而真正的发动分子却藏在暗处，煽风点火，死的并不多。真是悲哀啊！

蔡协民是我的领导，有理论有文化，是一个成熟的有水平的革命家，人又温文尔雅，在上井冈山前，我答应了他的求爱。这是我的第二段婚姻。

部队到酃县时，我第一次见到了专程迎接我们这支队伍的毛泽东。他一头中分式的黑色长发，清癯的面颊、智慧的双眸，举止潇洒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他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他热情风趣、平易近人，使我对他由崇敬变成了仰慕。从那一刻起，我便对他没有了拘束，就是后来人们对他神话般顶礼膜拜时，在我心目中，他还是那个热情风趣、平易近人的毛泽东。

1928年5月4日，在砻市南边的一个大草坪上，召开了朱毛井冈山胜利会师大会。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朱毛会师”。

11月的井冈山，北风呼啸，天气十分寒冷。当时仅17岁的我生下了我的第一个孩子。当时的情况下，我完全无法抚养孩子，26天后，孩子就送人了。

1929年2月，从井冈山上下来，屡遭敌军穷追猛打，屡次陷入绝境的红四军，在赣南站稳了脚跟。4月，在瑞金，我第一次认识了彭德怀军长。他总是笑容满面，十分乐观，有一股英雄好汉的气魄。

1930年6月，我和蔡协民踏上了前往厦门白区漫长而危险的旅途。一天，在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屋里我见到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他约二十三四岁，个头不高，却很精干，微黑的面庞，青腮帮子，一头不驯的浓密硬发，粗黑的眉下目光炯炯。这人虽谈不上魁梧英俊，更谈不上潇洒儒雅，却自有一股逼人的英气。原来他就是陶铸！陶铸也没有想到，人们传说的闽西苏区蔡协民家的那个泼辣能干的“母夜叉”，竟然白净秀气，一头垂肩秀发，穿着素净得体，举止端庄的年轻女人。难怪他也大吃一惊。

1931年11月，我在福州生下了我的第二个儿子。今天绝对不能设想的是：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擅自决定，已经将我的孩子送人了，党组织已预收了100块大洋，而且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1933年，我的第三个孩子也像前两个孩子一样，在生下的第13天，就不得不送人了。当时总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该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带孩子。现在看来，这种思想确实太偏激了。

1933年7月，我在一名交通员的护送下，到闽东工作。10月22日深夜，发动了著名的“甘棠暴动”，创建闽东新苏区，歼灭了远近闻名的西家宅“大刀会”。

1934年5月，蔡协民在漳州英勇就义，时年33岁。

1934年9月，我躲在溪尾与盐田之间的一个畲族村子里养病，敌人突然到了村边。我的房东听到枪响，跑回屋里挑起担子就往外跑，畲家女主人抱起孩子，同时叫我快走。我那时正躺在她家堂屋的床上，也挣扎着爬起来，跟在那位嫂子后面跑。但刚出门外几步，两脚就不听使唤，踉踉跄跄跌倒了。那位嫂子见我跌倒爬不起来，就将手中抱的两岁多的孩子放在路边的草堆旁，跑回来扶我。她见我脸色惨白晕了过去，便不顾孩子的啼哭，背着我快步往后山的林子里跑去。刚背到一个较安全的地方，便听到村子里响起一阵阵枪声，她焦急得哭了起来。一个小时后，敌人走了，村里恢复了平静。那位畲族大嫂飞快地跑下山去，终于在一个老人家那里找回了孩子。

我深刻体会到，我这一生，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无私救助和保护，恐怕一百次也死过了。

我从1933年6月到福安中心县委，至1935年3月离开福霞中心县委，在闽东工作战斗一年零十个月。然而，这一段短短的历史却成了以后我多次受审查的焦点。这一切起源于一次“检举”--1938年，范式人从福建八路军办事处给中共中央长江局发了一份电报，称：曾志、任达是从闽东逃跑出去的。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与叶飞、范式人在北京再次重逢。我请范式人回答那个在我心中憋了16年的问题：“你为什么1938年发电报给中共中央长江局，说我和任铁峰是从闽东逃跑出来的呢？”

范式人说：“十九路军‘闽变’后释放政治犯，我才从福州监狱出来回到闽东，在红军独立团第16连任指导员，特委上面的情况我并不了解，你们怎么离开闽东我也不太清楚。1935年后不见了你们的踪影，就猜想可能是从闽东逃跑了。1938年听说你在湖北工作，所以向长江局发了那份电报。”

我说：“好家伙，你这一猜想差点没开除我的党籍！”

第二次审查是在延安整风后期的所谓“抢救运动”。经过一年零四的月的监禁审查，还是把闽东这一段历史挂了起来。

第三次审查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离开闽东这段历史，又被原中央专案组“一办”陶铸专案组列为“有关案犯”，进行了长时间的所谓“审查”。

打倒“四人帮”后，1979年10月10日中组部复查意见认为：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中央专案组“一办”将曾志列为“有关案犯”进行所谓审查是完全错误的。曾志的政治历史本来就是清楚的，党组织早有结论，没有问题，因此无需再做结论。

我从1935年2月为治病离开闽东，到1936年10月找到党，其间失去组织关系共一年零八个月。

1937年9月，我在武汉与陶铸相见。经组织同意。我终于留在了武汉，担任省妇委书记。我随第二批学员一起从武汉到汤池，被任命为训练班的党支部书记，并兼任教员。应城汤池训练班虽然只办了三期，但三期训练班却培养了300多名抗战骨干，成为了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点之一。

1938年10月26日，武汉失守。正是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陶铸决定：迎着国民党的溃军走，上鄂中，上大洪山去！我到鄂西的荆门，去开辟自己全新的工作。

从荆门到襄樊的公路上，那些天日夜都有从武汉方向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他们三两成群，步履蹒跚、疲惫不堪。我们从一家逃走的饭馆，搬出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从几家逃跑的大户人家抬出大米、柴火，就地埋锅造饭、烧开水。

水开了，粥熟了，我们一碗碗盛好摆在桌上，对过往的士兵们喊：“各位老总辛苦了！日本鬼子想要灭我中华，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你们抵抗的好！我们是荆门爱国青年，特意烧了开水煮了稀饭慰劳大家。请停下来歇歇脚，喝碗开水吧！如果饿了，就请喝碗稀饭。”于是，停下来喝开水、吃稀饭的官兵络绎不绝。

我们从早到晚不停烧开水做饭，感动了许多士兵，他们说：“行军几百里，地方官见不到，连老百姓也难以碰上，从来没看到对我们当兵的这样好的。”我们一下子成了荆门的“明星”。我用毛笔写了个招牌“军民合作饭店”，还成了这里的老板娘。

我们又利用隔壁人家办了“军民合作旅店”，在饭店对面开累了一家“军民供销商店”，后来还办了“妇女制鞋合作社”。我们的企业就越办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

我在荆当远的工作，除了去宜昌治眼病的时间外，约有10个月。从我个人的经历而言，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完全崭新的和极富挑战性的，在秘密和公开两条线上，我的工作虽不能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却是尽了力的，现在回头看，也是很有成效的。

1939年12月，我终于来到了心仪已久的圣地延安。在延安，我终于见到了毛主席。我说：“主席，我打算在马列学院学一年。”不料毛主席说：“学理论一年不够，最好学它三年，至少要学两年。学马列要精通它，要学会运用，要多读经典著作，而且要用心精读。”

在延安，不但有安全感，而且精神生活乃至物质生活都是很富足的。作为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我对延安的体验可能是与众不同的。

陶铸1940年5月来到延安，我们筑起了自己的小窝，这是我的第三段婚姻。第二年，我的女儿诞生了，她就是陶斯亮。

那时我们与主席分住上下窑洞，靠得很近，我常抱着女儿去他那儿聊天。

延安的审干一度“逼供信”相当严重，以至出现了投井自杀、跳崖自杀、悬梁自杀事件，偏离了党中央审查干部的初衷。这些情况后来毛主席知道了，及时做出了纠正，经中央决定，提出了审干“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的原则，才慢慢扭转了局面。但连续几个昼夜的车轮战，是每一个被审查者都必须要遭受的。

我长期以来背着“逃离闽东”的沉重思想包袱。我要用事实洗刷别人泼在我身上的污水，用鲜血，甚至生命来证明我的政治立场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我找到了主席，我说我要随陶铸去，死也要死在前线，我要用自己的鲜血证明自己的清白与忠诚！就这样，中央特批我一个女同志随陶铸南下，到沦陷区打游击。

1945年8月中旬，突然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中央致电陶铸由南下立即改为北上，日夜兼程赶往沈阳接受新任务。途径山海关，我在街上买了汗衫和衬裤，这是我1938年以来第一次买衣衫，屈指算来已有八年。

我党我军正是在这种态势下，像楔子一样“挤”进东北的。陶铸任辽宁省委书记，我任沈阳市委委员兼铁西区委书记。群众工作是我进入铁西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另一件大事就是抓“枪杆子”，组织一支工人武装。

西满军区卫生部部长吴之理救了我一命。1947年2月，在齐齐哈尔开完会，我找到了西满军区卫生部部长吴之理，请他检查一下在延安开刀后的伤口愈合情况。他检查后说：“你的刀口化脓了，已经形成了脓肿，很厉害！”吴部长亲自给我手术。伤口一切开，脓血像喷泉一样喷出，足有一尺高、一大杯的量。吴部长说：“好险呀，只差几层纸那么厚就穿透腹膜了！如果穿透，得了腹膜炎，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下，生命就难保了！”

1947年秋天，陶铸告诉我：女儿已到白城子，他还带来了一张亮亮与杨顺清的合影。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喜讯！这样的战争环境，老杨竟然能带着亮亮从遥远的延安到吉林白城子，这简直是奇迹。送亮亮来东北，老杨等于又一次长征。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老杨的崇敬与感激，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

1948年11月4日，即沈阳解放的第三天，我接到了辽宁省委电报，调我以及其他一些地、县干部前往沈阳，参加城市恢复工作。这时，陈云任沈阳市军管会主任。

1949年10月1日，我参加了开国大典。站在观礼台上，听到了毛主席那惊天动地的声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被胜利的喜悦激荡得兴奋无比，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幸福，哪里能想到，以后还会有那样多的风风雨雨啊！

1952年，中南局任命我为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广州电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

1966年5月底，中央调陶铸到北京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分工负责宣传文教和组织工作。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并告诫女儿：“你爸爸在中央工作，弄不好会跌得粉身碎骨，你要有思想准备才好。”

1967年1月4日以后，我们丧失了自由。陶铸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当初看中的这座带“卍”字廊的幽静住宅，没想到现在居然成为了一座囚室，在这里我们竟然做了近三年的囚徒。

我那时病痛交加，瘦得只剩下60多斤。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陶铸有一首诗：卍字廊前花木森，风送芬芳入杳冥。静坐偶欣唯蝶舞，夜眠深苦是蚊鸣。汉家狱辱因何怨，宋室廷刑岳概承，人世烦冤终不免，求仁奚用为身名！

1969年9月，已经进入癌症晚期的陶铸被强行发配安徽合肥。我现在反而无法想象，当时我们的诀别会是那样冷静、从容、坚强！我们微笑着做了这一生一世最后的告别，彼此都没有流泪，因为泪水已无法表达我们那种渗透骨髓的痛苦和依恋。

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安徽合肥悄然病逝。陶铸赠我一首诗：赠曾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我小心翼翼将它卷起，用塑料纸包好，缝在棉衣里达九年之久。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我才把它拆出来，公之于世。

1969年10月26日，领导批准我到粤北插队劳动。快60岁的我带着1岁多的外孙，在韶关一个叫邱屋的小山村安定下来，一呆就是三年。劳动的愉悦和天伦之乐抚慰着我内心的伤痛。

1973年3月8日，我们全家带着必要的行李，终于回到了北京。老朋友、老同事历经灾难又相聚，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但出来的同志大都被摧残得半死不活。

此时，毛主席又批示要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许多老同志又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意味着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是每个人人生的转折点，也成了中国极具代表性的缩影。

1976年1月9日，周恩来逝世，引发“天安门事件”。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毛泽东逝世。1976年10月是我最后一次见毛主席，我满含悲痛地向他老人家的遗体做了最后的告别。但我内心深处总有种深深的惋惜：毛泽东英明一世，为什么到了晚年，要搞这么一场天怒人怨的“文化大革命”？！

1976年10月6日晚，万恶的“四人帮”终于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免除郭玉峰、郑屏年等人的职务，中组部原领导班子，即核心组停止工作。

胡耀邦在会上强调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尤其是干部路线是非再纠正过来，要尽快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中组部要恢复为干部之家，把关闭多年的大门打开。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们得到了为陶铸和彭德怀平反的喜讯。我的女儿陶斯亮激动得激情迸发，将积压了十年的悲愤和感情诉诸笔端，万字长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一见报即引起震动，引发全国无数同胞感同身受和强烈共鸣。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会，陈云、邓小平分别为陶铸和彭德怀致悼词。

1977年12月，胡耀邦在部务会议上宣布任命我和杨士杰为副部长，我分工负责经济干部局。一直到1983年7月29日才退休，前后总计五年半。党的“十二大”又把我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2年，我都82岁了，大家还选为当“十四大”代表，这在中直党代表中，年龄算是最高的。1997年，我又列席了党的“十五大”。作为一名党员，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比金子珍贵，甚至比生命还重要，我对这种信任终生感激不尽。

回顾曾志同志的一生，可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她的生命之火犹如滚滚江河，一路奔腾不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生绝境她都能百折不挠，一路向前，因为在她的心里有一种坚定地信念--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

2025.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