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高举“捍卫英烈”大旗，一面将刺向民族英雄的匕首淬上“人民性”的毒液。

“左棍是左倾思想极端化，言论反智，愚民，喜欢搞个人崇拜。”何祚庥院士在评价郭松民时如此定调。这位以“红色评论家”自居的人物，在网络舆论场上掀起一阵又一阵极端思想的狂澜。他高举“捍卫英烈”的旗帜，却在张自忠将军的牺牲上轻佻地贴上“我死给你看”的表演标签。

他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却在衡阳保卫战的史实上，对方先觉将军和第十军将士的功绩大泼污水。他挥舞“人民性”的大棒，却对《三体》《惊梦》等优秀文艺作品疯狂扣上“纳粹”“反动”的帽子。

大奸似忠，莫此为甚。撕开郭松民及其粉丝群体“捍卫革命”的华丽外衣，暴露出的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毒瘤与极左话语暴力的獠牙，用文化恐怖主义的方式造谣、污蔑抗战英烈。

一、亵渎英烈：以“人民”之名的历史刺杀

2017年，郭松民在《电影的战术》一文中抛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论断：张自忠将军的壮烈殉国被轻蔑地归为“演戏”。他将张自忠的境界概括为“我死给你看”，与蒋介石的“要想活，靠美国”、汪精卫的“抗战必死，做汉奸还能保存一点元气”相提并论。

这种将民族英雄与头号汉奸并列的叙事框架，表面上打着“批判国民党脱离人民”的幌子，实则是对张自忠将军用生命书写的民族气节的彻底解构。

张自忠将军在1940年襄阳战役中身先士卒，血战至最后一息，以生命践行了“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的誓言。当这样一位壮烈殉国的将领被污名化为“表演者”，抗日英烈用鲜血浇筑的精神丰碑就在轻佻的话语中崩塌了。

在衡阳保卫战的史实上，郭松民更展现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手法。他声称掌握“铁证如山”的史料，断言方先觉是主动投降而非被俘，指责衡阳两处纪念馆为降将“洗白”。衡阳抗战纪念馆的展示中对方先觉仅简单表述为“被日军所俘”，郭松民却宣称方先觉经历了“表演自杀、议决投降、竖起白旗，派遣军使向日军洽降”的完整叛变过程。

他无视一个基本事实：方先觉是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的抗日将领，第十军官兵在衡阳浴血奋战47天，以1.6万人对抗11万日军，歼敌数万，而衡阳是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赋予唯一的“抗战纪念城”这一事实，这种对历史人物的全盘否定，对全国唯一纪念城的攻击，实质上是对整个衡阳保卫战历史意义的无底线消解。

郭松民对抗战史的“解构”远不止于此。他宣称“国军抗战伪史”泛滥，将中条山战役八百壮士跳黄河、松山战役七千娃娃兵、石牌战役三小时肉搏战等英勇事迹一概斥为“凭空捏造”。当所有悲壮记忆都被打上“伪造”的标签，民族精神的血脉便被拦腰斩断。

二、绞杀文艺：极左棍棒下的文化荒漠

郭松民的话语暴力不仅指向历史英烈，更肆虐于当代文艺创作领域。在他构建的“红色审判台”上，将一批优秀作品被扣上各种罪名。

对刘慈欣《三体》的讨伐堪称文化恐怖主义文艺批评的范本：

他指责《三体》第一部是“伤痕科幻”，污蔑“中国之恶成了各种反人类行为的源头”；宣称第二、三部“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纳粹主义来反对‘白左’”；更批判小说“借章北海之口全面否定抗美援朝”。在郭松民的逻辑中，《三体》获雨果奖和“奥巴马催更”反而成了“殖民心理”的证明——一部让世界瞩目的中国科幻巨作，就这样被欲加之罪的“纳粹”帽子压垮。

对话剧《惊梦》和电影《戏台》的批判则展现了其文艺标准的极端化：

陈佩斯创作的这两部作品，深刻呈现了战争背景下艺术家的生存困境与人性的复杂面向。郭松民却挥舞“人民性”和“革命的正义性”的大棒痛加挞伐，指责作品未能达到他设定的政治标准。当艺术必须服务于特定教条，创作的生命力便被其无情扼杀在摇篮中。

对方先觉题材电影《援军明日到达》的攻击更暴露其未审先判的极端本质：

在影片尚未公映、内容未知的情况下，一部明明是歌颂爱国主义，具有民族史诗般英雄品格的作品，郭松民竟将其定性为“歌颂投降主义”，是为“叛国逆贼树碑立传”。这种基于主观臆断的“政治定罪”，与其说是文艺批评，不如说是当代最无耻的文化恐怖主义。

郭松民的“文艺批评”遵循着一套封闭的极左话语体系：凡不符合其所谓“人民性”标准的作品就是反动；凡未歌颂其认可的英雄就是叛国；凡展现人性复杂面的创作就是背叛革命。这种反智言论，扼杀文艺创造的这套标准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艺黑线论”一脉相承，预示着一个文化荒漠时代的噩梦。

三、极左源流：伪崇高话语下的霸权欲望

郭松民的思想谱系深深植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极左思潮，具有一定的文化土壤。何祚庥院士精准剖析其特征：“言论反智，喜欢搞个人崇拜，喜欢全盘否定。他们崇拜的人，都吹到天上去，这个人瞬间成了神，说的做的都是对的。一旦跌下神坛，那就全部错误，一无是处。喜欢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这套极端思维的运作机制呈现出三大特征：

1，历史观的绝对二分法：将复杂历史简化为“革命”与“反动”的对立，否认历史的多维性和辩证性。在评价抗战时，只承认共产党敌后战场的贡献，将国民党正面战场，实则是屿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污名化为“伪史”。

2，话语权的暴力垄断：自封所谓“真理代言人”，将不同意见者斥为“汉奸”“反动派”。当何祚庥院士未按其要求就核污水问题表态时，郭松民便发动其粉丝持续谩骂，甚至个人攻击，如攻击别人“靠裙带关系当上院士”。

3，批判权的双重标准：一面以“捍卫英烈”为名控告他人，一面自己却肆意亵渎张自忠等民族英雄；一面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一面却散布对抗战历史的不实言论。这种双标揭示了其话语的虚伪性与文化暴力恐怖。

郭松民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狂热的群体。这些追随者将郭松民神化为“红色评论家”，在网络上围攻不同意见者，只要有利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他们就跳出来扣帽子、打棍子，无所不用其极。专家指出：“只要左人不除，经济就难以恢复振兴”，极左势力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毒瘤。

四、法律双标：以护法之名行违法之实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郭松民本人曾是《英烈保护法》的“受益者”。他在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诉《炎黄春秋》案中作为辩护人赢得诉讼，这场官司还直接推动了《英烈保护法》的出台。而今，他自己的言论却数次触犯了这部法律。

《英雄烈士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郭松民将张自忠将军殉国贬为“我死给你看”的表演，把抗日后军人最高荣誉勋章获得者方先觉将军斥为“叛国逆贼”，已涉嫌构成对英烈的亵渎。法律学者指出，该法中的“侮辱”行为需承担民事责任，情节严重者甚至应追究刑事责任。

郭松民还涉及另一个法律问题——美化侵略战争。他批判一部名扬世界的科幻小说《三体》，明显弘扬人类正能量的文学作品，指责是“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象极当年文痞与文霸的论调，而对对抗战历史的扭曲，据《英雄烈士保护法》，此类行为构成犯罪。但当他肆意贬低中国军人抗战事迹、否定主要战场贡献时，客观上削弱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完整性，变相美化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五、毒害社会：文化恐怖主义的破环性基因

郭松民及其粉丝群体的极左思潮，对社会肌体造成多重毒害：

1，撕裂历史记忆，实质是瓦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当张自忠、方先觉等将领被污名化，当石牌保卫战、衡阳保卫战等战役被否定，整个抗战史就变得支离破碎。一个失去共同历史记忆的民族，必然会丧失精神凝聚力。

2，制造文化恐怖，窒息文艺创作。郭松民对《三体》《惊梦》等作品的批判，营造了一种“红色恐怖”氛围，使创作者人人自危。当作家必须按照特定教条创作，当导演必须歌颂指定英雄，真正的艺术也就死亡了。

3，激化社会对立，阻碍经济发展。何院士指出：“造成目前经济下滑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极左势力喊打喊杀造成的。只要左人不除，经济就难以恢复这振兴！”极左思潮制造的政治紧张和社会对立，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形成文化恐怖主义的氛围！

郭松民在“陆家新屋”衡阳保卫战纪念馆的留言簿上曾大放厥词，居然将一次宣扬爱国主义活动的活动，指责展览是“美化叛徒”，将业已完成阻击任务，大量杀伤日军，迟滞日军进攻的中国优秀军人，扣上“叛国”的帽子。耐人寻味的是，这种自诩“捍卫历史”的行为，恰恰是最危险的罔顾事实的畸形思想——它打着“求真”的旗号，以片面代替全面，以臆断代替实证，以政治标签代替历史真实的彻头彻尾的文化霸权行为。

2015年，当郭松民在海淀区法院为狼牙山五壮士辩护时，曾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抗日战争并没有结束！” 今天，面对郭松民及其粉丝群体的极左思想，我们同样要说：反极左的斗争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反极左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从污蔑张自忠将军“死给你看”的表演，到将抗日勋章获得者方先觉钉在“叛徒”的耻辱柱上；从给《三体》扣上“纳粹”帽子，到未审先判《援军明日到达》为“歌颂投降”——郭松民以“革命”之名行虚无之实，以“护英烈”之名而行亵渎英烈之实。

当这类文化恐怖主义仍在舆论场上招摇过市，当这种话语暴力仍在伤害文艺创作与历史记忆，实则大大影响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经济环境与人文环境，令社会与文化退步，导致经济与政治思想的下滑。清醒的我们应该保持长久的警惕：扫除极端的左倾遗毒和新的文化恐怖主义，我们仍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