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舞台看似繁花似锦，实则暗藏危机。据统计，我国现存地方戏剧种约348个，但能维持常态演出的不足百个，大量非遗剧种陷入“演一场赔一场”的困境，甚至出现“5元门票也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些投入巨大的新创剧目在完成“得奖任务”后即被束之高阁，沦为“仓库艺术”。

这种产量攀升与精品匮乏的悖论，折射出当前戏剧创作模式与生产体制的结构性弊端。当《只此青绿》通过创新机制实现年演出630余场、创造5倍于改革前的业绩时，中国戏剧的革新之路已刻不容缓。

一、戏剧创作的核心困境：产量与精品的失衡

当前戏剧创作最突出的矛盾是创作数量与艺术质量的严重脱节。一方面，各级政府加大文化投入，新剧目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能真正“留得下、传得开”的经典之作寥寥无几。据业内观察，即便是越剧、沪剧等受众较广的剧种，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也未能再现《红楼梦》《西厢记》级别的艺术高峰。

在创作导向上，主题先行与概念化倾向严重削弱了艺术感染力。

为响应各类文艺工程和重要时间节点，许多院团“仓促上马，敷衍了事”，导致现实题材创作陷入模式化、同质化泥沼。

著名戏曲评论家吕育忠尖锐指出：“感人的真人真事一上舞台就假了”，根源在于创作违背艺术规律，将艺术创作简单等同于“好主题+好典型”，而忽视戏剧本体规律。

在表现形式上，盲目跟风与创新焦虑导致剧种特色消解。348个剧种本应各具特色，但许多院团为追求短期效应，采用“无端想象历史”“一味标新立异”的表达方式，使地方戏丧失方言韵味和表演特质。这种“为创新而创新”的冲动，恰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二、体制性弊端的多维透视

1. 行政化主导的创作机制

当前戏剧生产仍沿袭“政府投资、领导观剧、仓库归宿”的畸形链条。创作规划常为应对评估检查而制定，缺乏对剧种特色和艺术实力的清醒认知。

剧目立项往往取决于行政指令而非艺术判断，导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被动创作。这种机制下，院团长作为“创作质量第一责任人”的功能被弱化，反而陷入“你敢给钱我就敢排”的投机状态。

2. 评价机制的扭曲与错位

在“唯奖项论”的驱动下，戏剧创作沦为“政绩工程”。

大制作、大投入成为常态，动辄数百万的奢华舞美与空洞内涵形成刺眼对比。这种“宣传胜过剧本”的倾向，使作品沦为一次性消费品。某地方剧团负责人坦言：“参加艺术节如同赌博，获大奖则生，否则即死。”

而当微短剧以504亿元市场规模席卷影视行业时，传统戏剧又陷入“短剧化”焦虑，为追求“三秒吸睛，五秒爆点”而牺牲艺术完整性。

3. 人才培养断层与生态恶化

编剧地位边缘化是核心痛点。当前戏剧界“好编剧荒”已成共识，剧本创作沦为“导演和演员的枪手活”。

老艺术家郑榕痛陈：“编剧反而沦为导演和演员的‘枪手’，剧本如何编，由导演、演员定。”同时，院团体制改革中的“一刀切”现象，使许多地方剧团陷入“自生自灭”与“政府包养”的两难。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疾呼：“不是所有文化遗产都能产业化”，对稀有剧种应因地制宜保护。

三、创新路径：重构戏剧生产的生态系统

1. 管理机制革新：释放创作生产力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成功范本。通过建立集团与子公司两级法人治理结构，增设研究中心、数字创新中心等市场化部门，将封闭生产模式转变为“全面面向市场的平台型、集聚型、复合型”模式。更关键的是推行艺术生产项目制，实行总制作人负责制，打破部门壁垒，落实激励评估机制。《只此青绿》正是这一机制的产物——故宫博物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人民网跨界合作，实现艺术与商业双赢。

精准化施策是激活剧种特色的关键。上海“一团一策”经验证明，348个剧种需要个性化方案。对濒危剧种建立“数字化基因库”，通过录音录像保存核心技艺；对活力剧种则采取“新戏大投入、老戏小投入”的激励政策。涟水县通过整理传统剧目与创排青春版结合，形成“一枝独秀、百花齐放”的淮剧生态，值得借鉴。

2. 评价体系重构：回归艺术本体

打破“唯奖项论”需建立三维评价标准：

市场维度：将演出场次、上座率、复购率纳入考核。

艺术维度：设立艺术委员会评审机制。

传承维度：评估传统技艺保护与创新成效。

江苏省昆剧院的“两条腿走路”策略颇具启示：一面恢复《牡丹亭》等经典，一面用现代语言创排新剧探讨社会议题，实现“传统戏剧的现代表达”。同时建立“黄牌警告与红牌除名”机制（冯骥才提议），防止非遗剧种过度商业化变异。

3. 创作生态优化：夯实人才根基

曲艺纳入本科专业目录是重大突破，可构建话剧、戏曲、曲艺三位一体学科体系。中央戏剧学院已率先实践曲艺发声技巧训练，侯宝林、骆玉笙等大师的贯口、绕口令技法融入台词教学。针对编剧边缘化问题，需恢复“剧作家中心制”，建立剧本孵化基金，如涟水县对接省紫金戏剧文学计划的做法。

创作方式上需重返生活现场。中国儿艺的“绽放·启航”计划三年孵化33部儿童剧，核心经验是组织创作者深入基层。其《运河幻游记》将运河文化、《山海经》神话与北京曲剧融合，通过“行走课堂”激活传统，为创作注入源头活水。

四、在守正创新中重建戏剧精神

中国戏剧的困局本质是艺术规律与行政逻辑的错位，破解之道在于重构“服务、引导、组织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当《只此青绿》以开放合作姿态整合故宫文化资源，当《我的阿勒泰》以8集篇幅实现艺术超越，当儿童剧《胚胎奇旅》大胆融合科技与艺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单部作品的成功，更是中国文艺从“高原”向“高峰”跃升的可能路径。

戏剧的真正生命力，终将回归对人性深度的探索、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艺术本体的敬畏。唯有拆除体制枷锁，让创作者在生活沃土中深耕，中国戏剧才能摆脱“仓库艺术”的命运，在文化自信的星辰大海中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