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那年我十六岁，我被生产队派去微山湖修筑水坝。

水坝是拦截上游河水的，全长二十余公里，工期两个月，修筑水坝需要大量的人力。我所在的生产队接公社通知，要求每家每户务必出动一个男劳力去河工，否则年终生产队分配的任何东西都取消。我作为家里唯一男孩子（父亲身体不好）不得不带着铺盖去了工地。

那年冬天天气冷得出奇，湖里的风像刀一样在民工们脸上和手上肆无忌惮地舞动着，站在湖边稍不活动就会冻僵那里，民工为保证身体暖和不停地去干，脸和手冻得像气蛤蟆，夜里又疼又痒。

我和一位叫良的分在一组，负责从十几米深的湖底往水坝上抬泥兜子。良和我同一个庄上，他比我大两岁，家庭出身不好。他老爷爷省吃俭用置卖了十几亩土地，夏季忙不过来雇人，后来划成分时因雇人定性为富农，从此一家人在庄上抬不起头，两个哥哥到了说媳妇年龄无人问津，远亲近邻与他们家划清了界线，像躲瘟神似的躲着他们。

那时的我虽然对这些事懵懵懂懂，但我对他们一家人没那么反感，反而觉得大爷大娘（良的父母）待我不错，每当我路过他家门口或碰上，老人家总是上前说上几句话，“良在家，要不来家里坐坐。”

一次，我去良家玩，见良手里捧着一本书，见我进来，他慌忙将手里的书藏在床下，我说：“啥书？看得那么认真？”

良语无伦次地说：“没啥书，看着玩哪。”

看良紧张的样子，我没再说什么。

再后来，良还是忍不住拿出那本书说：“你喜欢吗？”

我看了一眼，书已没了封面，问：“这是什么书？”

“是一位外国作家写的，书名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不以为然地点点头，说：“我看看。”

“你可千万别弄丢了。”良小声告诉我。

回家后被我姐姐发现，二话没说，夺下书撕扯烂塞进灶膛里。

我再次去良家，良问：“书呢？”

我说：“书被我姐姐烧了。”

良不再吱声。

从那时起我发现良变得少言少语，除在生产队干活外，很少见他出门。有时我去他家，说不上几句话，他总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搪塞我，我也知道他是为了那本书生我的气，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回家和姐姐大吵一顿，被父亲用鞋底实实在在打了我一顿。

从此我和良除在生产队干活外，很少说话。

没想到这次在河工，我却和他分到一起，且抬一个杠。原因是别的劳力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是因我个小又瘦弱，和我在一起只有吃亏的份。是良选择了我。我知道后很感激良。

我和良住的是草痷子（痷子是用木棍扎起的），痷内四处透风。夜深人静的时候，风像锥子扎在身上，本来身体瘦弱的我那经得住这么折腾，去工地的第三天夜里我发高烧，直感觉冷，浑身打哆嗦，良脱掉他身上衣服给我穿，又把他的被子盖在我身上，天亮时高烧烧的我迷糊，良跑到附近大队卫生室拿来药，直到中午高烧才退。

我和良抬泥兜子时，要走十几米的上坡路，一百多斤重的泥浆兜压的我东倒西歪，随时都有猝倒的可能，良总是把泥兜绳往自己那边拉，重量大多被良承担，我望着他哽咽地说：“哥，你真好。”良笑笑说：“你身子骨差吃不消，我身子骨比你棒。”

夜里，良怕我感冒反弹，原身躺在草席上，把被子、褥子又给了我，我不要，他说：“你病刚好，别再劳犯了。”

那天夜里我被冻得冰凉的双脚感觉到暖暖的，原来是良哥把我双脚抱在他胸前，我再次流下眼泪，“良哥，我要是有你这样的亲哥该多好。”

尽管天寒地冻，工地上的活很累。但我没有了当初来工地时那种胆怯和恐惧，因为每天都有良哥照顾我。

临近河工结束，生产队为犒劳民工将一匹病得奄奄一息的马杀掉，中午吃饭时，每位民工分到小半碗马肉，个个高兴地手舞足蹈，“这会可以敞开肚皮吃喽。”

晚上睡觉时候，良哥从一个旧烟盒拿出一小块马肉递到我面前说：“给，吃吧。”

我愣住了，说：“哥，怎么？”

良凑过来悄悄地对我说：“别让别人听到了，我没舍得吃，留给你，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我......”

“没事，每天吃两块，增加增加营养，天冷肉不会坏。”

两个月工地会战结束了，我和良回到家。

我把良在工地上照顾我的事说给爹娘听，爹听后只是叹气，娘说：“良心眼好，就是成分压的抬不起头，他大哥都多大了，连个说媒的都没有，一家人除了光棍还是光棍。”

那一年春节过后，我跟爹去了一趟山西，回来时，听娘说，良的一家人去了东北，再后来听说良娶妻生子混得不错（虽然都是听说的，但我相信良哥）。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已进入知天命之年，有生之年能不能再见到良哥，我期待着。

作者简介：甄西同，山东省鱼台县人，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小小说学会会员，中国诗歌作家网认证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2021年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国家级、省市级报刊杂志，中国作家网、作家网、江山文学网等发表小说散文诗歌300余篇（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