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因为，父亲既是教历史和政治的中小学教师，也是我的校长，亦父亦师亦领导，所以对我的影响真的是很大很大，甚至贯穿于我的一生。比如书法和写作，父亲应该是我的启蒙老师，让我毕生都热爱此道，并且受益匪浅。受时代的影响和局限，我学习写作，竟然首先是学习写政论文，当时也叫写批判文章，也就是名噪一时的“大字报”。我写的批判文章，又好又快，于是经常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和欢迎。其中的奥秘，少不了“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父亲公费订阅的两报一刊，里边的社论和政论文章，重要之处精到之处，都被父亲划上了重重的红线而格外的显眼。我便机灵一动，将好文章好段落一一剪贴下来，按内容编辑成一大本个人《报刊剪辑收藏本》，很快成为我写作的好帮手。

这个办法，我上大学直到参加工作后，一直在釆用，而且效果非常不错。记得我上大学时写的政治课论文，全班打分最高，政治老师笑着说，要我从化学系转到政教系就读。这当然是玩笑话，我也没有认真。参加工作以后，我长期从事党群工作，因为会写点政论文章，进而成为我的一大工作优势。老领导文选徳同志，他当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时候，看到我的一篇论文（研究邓小平理论）入选全省八十篇优秀论文，并且有幸参加第一届研讨会，于是也笑着对我说：看你不出来，还有点理论功底哦！我担任省新闻出版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经常牵头组织理论学习和举办专题培训班，先后正式编辑出版了好几本论文集，得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讲的党课，既具有理论深度又具有实践经验，很受广大干部职工的欢迎，在省直机关各厅局还享有盛名，四处邀请我去“讲学”。

我当过几年人民教师，学过教育学和心理学，所以无论台下有多少人，都可以做到“目中无人”，都讲得绘声绘色的，颇有听众缘。工作之余，我充分发挥个人的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还热衷于撰写随笔散文。尤其是小言论写得出类拔萃的，先后发表过两百多篇，荣获过一次全国好言论三等奖，以及八次全省好言论一等奖。众所周知，我的散文笔名叫“宋君”，我的杂文小言论笔名叫“辣人”。我崇拜鲁迅先生，觉得不能当“匕首”，当个辣人的小辣椒，也蛮不错哦！我现在的微信名，仍叫“辣人”，许多微友觉得有点不可理喻，这里算是释疑解惑。再后来，我当厅局办公室主任五年多，经常带着秘书科的笔杆子，为一把手写工作报告，也是如鱼得水。当时电脑刚刚兴起，我的“一把剪刀和一瓶浆糊”弄成的报刊剪辑本本，写作时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甚至于立竿见影。我弄了几个模块几个版本，写总结汇报材料来得快而好，受到厅局领导的充分肯定。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石宗源署长，来湖南视察指导工作，对我局的汇报材料也是大加赞赏。他当场指示，要求总署办公厅主任孙寿山（后提副部）向湖南新闻出版局好好学习，尤其是文秘这一块，所有资料全部复印带回北京学习研究。我当然是受宠若惊。这年的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破例没有在京召开，而是放在湖南长沙的普瑞大酒店召开，确实是史上无前例。老父亲正好八十大寿，我只好提前祝福，一直坚守工作岗位，全力以赴当好这个高规格会议的东道主，结果会后大病一场。不久，我的副手蒋茂凝主任（兼法规处长），被石署长点名调往总暑工作，后来晋升为司长、国家人民出版社一把手。后来，石署长到贵州当省委书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