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唐宝林先生所著的厚近千页的《陈独秀全传》，掩卷沉思，不禁觉得胸中有浩然之气翻腾，有巍巍泰山升起，有万里波涛奔涌。陈独秀--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无法回避的名字，他身上竟然闪烁着如此璀璨的思想光芒，凝结着如此深重的历史沧桑，汇集着如此复杂的社会交往，凸显着如此锋利的斗争气象，如龙腾云海，不能不令后生敬畏，心生向往。

陈独秀（1879-1942）安徽安庆人，字仲甫，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造者。他一生从忧国忧民到救国救民，肩扛“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从早期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到晚年反对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党内、革命阵营内和人民内部不同意见者的专政，意图从提高国民性（即人权自觉）和国家决策科学化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救国救民。

然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人生之路急转直下，成为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超级背锅侠。根据1927年的中共八七会议、1929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根据这些决议所做的其他文件、领导人讲话、文章，和毛泽东秘书胡乔木195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共给陈独秀扣了十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造者和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不禁蒙冤受屈半个多世纪，也累及他的家人颠沛流离，倍受打击。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唐宝林先生等一批学者利用思想解放、政治空气稍有活跃的机会，开始挣脱枷锁，独立思考，以科学的态度，对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进行重新考察，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唐宝林先生发现的新史料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在上海、北京、南京收集到相当完整的陈独秀后期和中国托派的系统资料，它包括从1929年被开除到1942年去世前，陈与中共中央斗争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和书信；1929年转向中国托派及1931年被选为托派中央书记后，陈与国民党、共产党及托派内部极左派斗争及呼吁联合抗日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和书信；中国托派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莫斯科诞生，到1952年在大陆被取缔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和书信。二是1994年由俄罗斯科学院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柏林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0-1949）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翻译出版。首先出版的6卷，正好收录了关于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从1920年建党，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几乎全部绝密文件。从中发现：1923-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做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很小。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为推卸自己的责任、文过饰非的产物。面对这些新材料，在1999年3月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次座谈会上，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当场表示：“要把陈独秀当作正面人物来写。”

那么，1932年至1942年陈独秀人生最后十年有哪些主要表现呢？

一，监狱里面摆战场。

1、1932年10月15日，托派中央被一锅端，陈独秀也在家中被捕。10月19日，他们一行乘夜车被押解南京，在沪宁列车上，陈独秀竟“鼾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到南京，还未醒来。处危不惊，置生死于度外，一时传为佳话。25日，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里，以“半谈话，半审问”的方式，传讯陈独秀。传讯毕，在一片肃杀气氛的军政部内，竟有“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小纸条”，四面围着“犯人”陈独秀，向他“索要纪念”。陈独秀也提起精神挥毫泼墨，草成数纸，最后是“幸而墨尽，才得解围”。

2、1933年4月14日、15日，陈独秀等人在被捕半年后，江宁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在回答为什么被中共开除时说：“因意见不同。”同时毫不隐讳地宣布其根本主张是：“推翻国民党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申述三点理由，一是国民党政府是刺刀政治，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是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三是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之义务”。4月20日，法庭第三次审判陈独秀，并进行辩论。面对检察官朱隽的指控，陈独秀拍案而起，宣读了自撰的《辩诉状》。这是一份既辩护自己有攻击敌人的《辩诉状》，自辩则无懈可击，坚不可摧；攻敌则义正辞严，入骨三分。最后，陈独秀大声宣布：“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粹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国民’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国民’，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陈独秀慷慨激昂，《自辩状》义正辞严，逻辑严密，合情合理，一时震慑庭堂，全场鸦雀无声；达到了把自己变成原告，把法庭变成战场的目的。这就是刚直不阿、有独立人格的陈独秀！

3、这一时期，陈独秀在狱中秘密创作的组诗【金粉泪】很值得一读，组诗共56首，第一首为：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最末一首为：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这样首尾相通的巧妙布局，揭示了在“胡儿”（日本）深入国土，国民党“妖孽”横行，民族危亡时刻，身陷囹圄的作者只能梦里去做“渡辽”抗日除妖的战斗，真正呈现了一个“依然白发老书生”的民主斗士的铮铮铁骨！

1933年3月5日，陈独秀被共产党加以“反革命”、“叛徒”、“托匪”等种种罪名，又被国民党以“叛国罪”关进监狱的时候，鲁迅却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高度赞扬陈独秀是文学革命的主将，是自己的启蒙导师；同时在另一篇文章中，赞扬陈独秀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

4、拒绝悔过，无条件出狱。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在出狱后的第三天，他就给《申报》馆写了一封声明信，全文如下：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语。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难堪之污蔑也。以污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盖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布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陈独秀八月廿五日。这一封44年后的1981年才被上海《党史资料》杂志从博物馆中挖掘出来的信，寥寥数语，把国民党政府“罗织冤狱”揭露得淋漓尽致，把不与国民党妥协的硬骨头陈独秀鲜明呈现在世人面前。

二、保持独立的“不合作主义”。

1、出狱后，国民党千方百计拉拢他，中统局处长丁默要把他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暂住，准备“虚位以待”。他拒绝了。胡适、周佛海等人请他加入国民党咨询机构国防参政会。他拒绝了。蒋介石的亲信朱家骅甚至答应提供十万元经费和国防参政会的五个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他的一首诗很能说明此时的心境：暮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聘郊邑，兼之惩尘频。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能驯。

2、与中共彻底决裂。1937年看抗战爆发以后，王明、康生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制造的“托派即汉奸”舆论，开始在国内起作用，除地方上的军阀利用这个罪名铲除异己外，共产党内的肃托斗争，主要是在这年的11月王明、康生回国以后开展的。在国统区，他们打击的对象就是托派，陈独秀首当其冲。1938年2月康生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恶意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汉奸卖国贼。这篇文章，犹如引爆了一颗炸弹，立时舆论大哗，不要说反共人士，就是非共和亲共人士，也群起为陈独秀打抱不平，质问这种造谣中伤的罪恶，并理所当然地把此文作为中共的主张，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九人发表联名公开信说：“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是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意料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为国人所周知。且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以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陈独秀亦有一封致《新华日报》的信：“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啦啦队，真是想入非非。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陈独秀这封信写得十分克制，入情入理，但相当有力。直到1984年，中共文件承认“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

3、从1932年陈独秀被捕到1942年去世这十年间国民党在陈独秀身上所下的功夫来考察，不能完全排除他们对陈的“期待”。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39年，蒋介石根据张国焘的提议，派遣心腹之士胡宗南和戴笠，带上礼物，亲自来到四川江津微服私访陈独秀。但是，陈独秀在对待国共两党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谨言慎行，独立不殆。总之，陈独秀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努力保持着独立的人格。而正是这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独立人格，才使他获得了包括一些国民党人士在内的许多人的尊敬，从而留下一世清白。正如蒋介石看了胡宗南、戴笠写的访陈报告后说：“陈的见解深刻，目光远大。”并认为陈与张、顾“过来”之人，不可同日而语。

三、最后的思想光芒。陈独秀最后的最有洞见性的思想主要在他给西流的《我的根本意见》一文和书信中。

1、关于战争与革命。他说：“在衰退的国家”中的革命，必然是“以暴易暴”，“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在他看来，无论是“进步的国家”，还是“衰退的国家”，都不需要“战争与革命”，最好的道路是“和平的改革”。

2、关于民主与专政。陈独秀特别声明：“我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这些意见（部分）是：

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现象。

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

如果不实行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逻辑的发展。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籍着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串反民主的独裁而发生的呢？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的如何左。

《我的根本意见》及书信是陈独秀一生艰苦奋斗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也是包括中共无数革命者和烈士牺牲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苏联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高度总结，也是欧美民主制度和法西斯独裁制度发展历史的总结。陈独秀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想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晚年的民主思想是反对史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党内、革命阵营内和人民内部不同意见者的专政。

得知陈独秀去世的消息，好友程演生评价说：他是一个爽直坦白有热情的人，他丝毫没有功名利禄的思想，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为中国找出路的人。他痛心中国政治的不良，社会的污浊，学术的不长进，士风的鄙陋，想要一一洗涤之。他现在死了。他一生努力的成绩，是存在的。

2024.9.7

注：唐宝林先生所著《陈独秀全传》，2011年首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繁体字版，并被评为《亚洲周刊》十大好书；201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