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湖南艺术节小戏、小品展演中，由衡东县恒韵花鼓戏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创作排演的《红布币》，这个红色金融历史题材的花鼓小戏，将作品的宣教功能、娱乐性与艺术性较好结合，值得分析讨论。

该剧的历史背景是，1926年4月，共产党员贺尔康受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到柴山洲地区领导农民运动。农会组织农民开仓平粜，没收地主侵吞的公产、祠产，开展了减租、减息等与土豪劣绅的斗争。同时为了在经济上帮助农民融通资金，摆脱高利贷的盘剥，根据党提出的建立农村无息、低息借贷所的金融主张，贺尔康、文海南等共产党人破天荒地成立农民自己的银行，发行由白竹布制成的面值为一元的第一枚红色货币。

这共产党人的红色金融创举，为民利民，服务穷苦的红色金融初心，挖掘表现，宣讲传播的意义和蕴含的真心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教益，具有现实关涉与教化价值。这是该剧承载的宣教作用。

戏剧的宣教要建立在其艺术之上，违背戏剧创作规律，简单罗列，直白宣讲是不行的。而本剧题材的历史性、行业性，如银行运行、宗旨、章程、货币功能、借贷流通、扶助服务措施等信息，是必然要有所输出的。对这段千头万绪历时一年多的红色金融历史，如何在二十多分钟小戏的限定性下，用戏剧手法来编织剧情事件，依靠人物行动和具体的情境细节去展现，这对于创作团队提出了高难度的要求。然而，该剧主创在限定性下选择的是更具有限定性的“三一律”表现方式：以第一农民银行驻地，柴山州“夏拜公祠”前的地坪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时间上选取农民银行开办后不久的一天上午；事件构建为一场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收买地痞代理人，阴谋破坏银行开办的“金融战”。艺术的娱乐性发挥作用，总是能让人被吸引，且能给人带来愉悦、藉慰、舒心与快意等情绪价值。该剧设置的首先来与农民银行打“金融战”的，是一个忽然兜里有不少银元，还担了好几只猪仔来卖，一急还结巴的好色光棍地痞。这样的人物设置自然符合“无丑不成戏”的喜剧娱乐性要求。

我们来看剧情——得病老人和孙女前来借钱看病，根据银行章程要七人监事会认定才能发放贷款，经理文海南特事特办，拿出自己一张布币的工资要先借给她们，地痞突然发难，掏出一块银元也要借给祖孙俩，并说拿白布条子钱要办手续，要算利息，他借不要字据、不要利息，爱借多久借多久。面对这扰乱农会金融秩序，污蔑布币不及“嗡嗡”吹得响的银钱的“来者不善”，文海南让地痞确认他借出的银钱，迟早要还银钱后，表明农民银行和农民消费合作社可以接受穷苦人今天还一篮黄贡椒，明天还一簸箕红薯萝卜，后天还一只水鸭来还贷。地痞拒绝算这种烂布巾细账，文海南表明农民银行、消费合作“助生产服务贫苦阶级，市收平粜，宽限展期，低息无息。一心利民应民急”的宗旨，就愿意为贷款贫苦人算这种烂布巾细账。而且布币在周边区县都有兑换点，可自由兑换铜、银钱。办贷农民拥护认可布币，地痞见状又要把银元送给祖孙，不要她们还。但孙女清醒拿地痞钱“好吃难消化”，郑重宣布她要向农民银行借贷，自己纳鞋采茶来还。以上有喜剧性趣味和有悬念的人物设置，以及两相拉锯争斗的情节，是能吸引观众的。同时，相关银行与布币信息也自然、有效输出。又败一阵的地痞见百姓积极借贷，又高叫便宜买猪仔，价格比低于市价的合作社还低。文海南却和颜悦色地问地痞是不是“赢了大骰子”，银钱随便借，还收了这么多猪仔卖。并表示要全部买下地痞的猪仔。地痞立即在群众中点火，说文海南收猪仔是自己要赚差价，他偏不买给他。

这时候，国民党的右派专员带着持枪喽啰来了，他打圆场和文海南套近乎，说刘家祠堂第二农民银行又要办起来，让地主豪绅入个股，比派捐筹款更容易且更有利可图——“有权有利细谋划，风云变幻要想身家”。文海南义正言辞斥责，地痞又抓住他要全收猪仔赚差价起哄，文海南表明自己为合作社收购的正当，并依据禁绝赌博的农会章程，要没收地痞的赌博所得。地痞向专员求救这才说出银钱、猪仔来自专员的爹。这段剧情让正面人物故露“破绽”，引蛇出洞，再有效反击，人物的智慧、操守、品格通过动作和反动作得以体现，也达到吸引观众和有效“释疑”的目的。反动派的阴谋昭然若揭，专员气急败坏使出最后一招，污蔑银行私分公款，账目不清要查封银行，并斥农民银行布币“一把烂布巾，那也叫钱？”文海南针锋相对的唱词，看似有违写作原理和为难作曲，然而恰恰是这句句收在“钱”字上唱词，激活了作曲与演员的创造性——“那不叫钱？那才叫钱！农民的钱！农民的血汗钱，被土豪劣绅奸商地主盘剥后，打回来的红彤彤的血汗钱！”同时也点了“红布币”的题。花鼓小戏《红布币》在二度创作方面，如导演的调度、动作设计；表演的写实与夸张；作曲配器的依传统、求贴切、谋创新；舞美的服务呈现；人物形象设计的时代感与形象感贴切等，还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这个戏寓宣教、娱乐于艺术创作之中，是一个规矩圆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