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原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先生的新作《翻书忆往正思君》，得以一窥很多当代文化名人思想深处的一些吉光片羽，和出版行业内幕的的点滴，让人有所觉悟，有所感叹，获益良多。不由得想分享给大家，也算是乙巳年春节给大家的一份礼物。

    在《三访周有光老人》中，作者发现106岁的周老越老越清醒，越老思维越敏捷，大彻大悟，智慧堪比神仙。在周有光的心目中，近代以来中国的三个最重要的伟人是康有为、孙中山、邓小平。他说，“圣人出，黄河清”，这一句古语，其实是反话。事实是“圣人出，清河黄”，从“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圣人开始，他们一出世，就领导群盲开辟山林，刀耕火种，经过几千年，森林变良田，而清河也变成了黄河。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对话周有光》一书的封腰上印着刘再复先生的一句话：“周老最让我惊奇的不是他的年龄，而是他在一百岁之后却拥有两样最难得的生命奇景：一是质朴的内心；二是清醒的头脑。”

    在《钱钟书、钱学森两先生与我的书缘》一文中，提起钱钟书先生说他“博闻强记，《十三经》连注释都能背。”钱钟书先生的英文水平“胜过英籍、美籍教授。”总的印象是：以学贯中西论，钱钟书堪称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人。钱学森堪称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1981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以及后续的一系列论文，是国内最早出现的新学科理论，引起学术界广泛瞩目乃至轰动。

    从《杨振宁的几幅照片》等几篇有关杨振宁先生和翁帆的文章中，作者最赞赏的是杨振宁先生对中国科技发展提供的建议，说“他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和境界。”周培源教授说：“杨振宁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访问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架起中美科学家友谊和交流桥梁的第一人。光这方面的贡献，杨振宁的成就就是无人能及的。”杨振宁说真话、敢直言，其实是设身处地为中国着想。杨振宁先生的精神境界，类似于佛教中圣者的“无我之境”，摒除了个人杂念，也去除了尘世间的烦恼。

   《从吴敬琏三次改书名》一文，通过把《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改为《重启改革议程》，道出了这本书的核心理念，不仅凸显了作者对改革的前瞻性思考，而且突出表现了捍卫改革成果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通过把《面向大转型时代》改为《直面大转型时代》，体现了改革者的真诚、勇气、道义和责任感；通过把《改革行思录》改为《改革大道行思录》，顿时凸显了理论高度，显示了吴先生为改革开放辩护时的理直气壮。

    《傅高义和他的<邓小平时代>》一文，最能体现李昕先生作为出版人，对大作、对市场、对高人的决断能力和细腻处理，是三联的经典一战，读来饶有兴味。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在三联成功出版，达到了各方都需要的结果。“傅高义时代”来到了。

     韩启德先生的大作《医学的温度》，直指医学界“见病不见人”的现象，使医学与病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使得医生只知道治病，不知道“治心”，导致医患关系紧张。他强调：医学必须从技术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向人文回归。他特别欣赏特鲁多医生的一句话：医生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他提倡“叙事医学”，要求医生必须学会和患者沟通，能够和病人交心。

     通过《我对杨绛先生的三次道歉》，杨绛先生的治学和为人，严谨和认真，豁然而出，让无数后学者看到了老一代学者的风骨如苍松挺拔，令人敬仰，令人感佩。

    《我眼中的马识途先生--历尽沧桑人未老》，从2014年8月4日，三联生活书店在成都购书中心举办的一场不同寻常的新书发布会，引出年届百岁的老革命、老作家马识途先生和他103岁的哥哥马士弘的新书--《百岁拾忆》和《百岁追忆》背后的精彩故事。透过一则“文革”时期马识途贴出的“厕所所长公告”和挨批时吟出的一首打油诗：“红吃黑来黑吃红，一场混战乱纷纷。人生不过一棋局，我劝痴儿莫认真。”显示出老人强大的精神定力和黑色幽默。

    通过王蒙先生随口引用的两副对联：“人无媚骨何嫌瘦，家有藏书不算穷。”“能耐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和老人赠李昕的一幅“何畏风波生墨海，敢驱雷霆上毫颠。”“为天下立言乃真名士，能耐大寂寞是好作家。”我们看到了文化修养直追中国古代传统士人，能文、能武、能诗、能书的百岁马识途。

    在编辑王鼎均的散文时编者总遇惊奇，如《人生三书》的金句：生命像流星一样，终点并不重要，最要紧的是发光。幸福越容易到手，嫉妒的人越多。要想快乐，先找朋友；要想进步，先找对手。多言取厌，虚言取薄，轻言取侮。任劳不任怨，无功；任怨不任劳，无用。在《作文两书》中作家传人心法：“我知道一般人在这方面是很吝啬的。于是我又衍生出一个想法：我一边赤脚行走，一边把什么地方有荆棘、什么地方有甘泉写下来，放在路旁让后面走过来的人拾去看看。”《回忆录四部曲》当然是重点，李昕为此专门写下《你一定要读王鼎均》：鼎公的散文是台湾崛起的脊梁，那种圆熟、老到，那种融会贯通，那种炉火纯青的功力，不仅在台湾，而且在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史上，能与他相提并论的恐怕不多。正如席慕蓉的评论：无论在文学或者历史的殿堂上，《王鼎均回忆录四部曲》都已是经典，已成经典。

    在《为了对得起曾经的苦难--从邵燕祥致杜高的信谈起》，李昕写下来这样一些沉重的文字：中国作家有才华的不少，但是有才华并富有睿智的并不多，而兼有才华、睿智同时独具风骨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邵燕祥先生便属于这极少数人之一。杜高出版《生命在我》，邵燕祥出版《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他们不约而同地把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印在书前的扉页上作为题记：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受的苦难。

    在《王蒙先生与我二三事》中，说到：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引起文化界轰动。文章指出，和五四时代的老一辈作家相比，我们今天的作家整个队伍非学者化，作家队伍与学者队伍日益分离，走上两股道路。但是，作家如果不提高自己的学识和文化修养，是很难写出史诗性的伟大作品的。所以他大声疾呼要学习、学习、再学习。王蒙先生提出的问题值得深思！

    透过《永远的编辑和作者--刘再复先生和我》，我们看到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在1980年代末脱离开人们的视野后，经过长期的海外漂泊涅槃再生的故事。那个穿一件风衣，戴鸭舌帽，立在寒风里，显得很憔悴的刘再复，和他那一双透出凄苦和无助的双眼刺痛了编者的心，于是，李昕先生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帮他！从《红楼梦悟》《红楼哲学笔记》《红楼人三十种解读》《共悟红楼》到《双典批判》《刘再复散文精编》，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刘再复在大陆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