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全国刚刚解放。虽然兵凶战危的战争年代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人民过是安居乐业地日子，但生活仍不富裕。仅仅保持温饱水平。我们家因为离部队军医院较近，还能经常看到电影，已经很不错了。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了。那时兖州城里只有一家电影院和两三处戏院子，可一般的家庭，是不能常去看电影的。虽然那时电影票甲等座一角五分或两角钱一位，但是一张电影票就是一斤粮食钱，一般家庭认为看电影是一种奢侈行为，是轻易舍不得让孩子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毕竟当时绝大部分家庭的收入非常有限。靠干一些手工业活，如锔盆，锔锅或开一间烟酒铺或开茶馆，或打临时工的微薄收入度日。所以，至于上戏院看“大戏”，那就更连想都不敢想了。那时兖州人把在说书场听曲艺节目叫作“听小戏”，到戏院去听正规剧团的演出叫作“看大戏”。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了。

那时只有一个盼头，就是盼望说唱曲艺的盲艺人能经常来这一带“说书”了。那时有一两位盲人曲艺先生在一名十一二岁的儿童引导下，在兖州城里走街串巷，巡回演出。一根约两三米长的竹竿，把他们连接起来，盲艺人，儿童各牵一头，儿童在前面引路当向导，盲艺人跟在后面走。还有一位是盲艺人一个人。用“明竿（探路的竹竿），摸索着走路。盲艺人，靠着敏感的触觉，躲过路上的障碍，勉强行走。他们基本上有规律地按时到兖州城的各街区进行演出。盲艺人肩背一个粗帆布做的褡裢，后边装上二胡等简单的乐器，前边装上一些演出用的简单道具。盲艺人右手提着一面大铜镲，一根敲大镲的槌，走几步就敲一下，很远就能够听到“噹，噹”的声音，就知道盲艺人来说书了。孩子们兴奋地搬着大凳子小板凳到预设的街头说书场或十字路口等待。一会儿，盲艺人就来到了。街上问事的人迎上去说到：“先生你来了，马上开戏”于是把八仙桌凳子水壶放好，盲艺人从褡裢里拿出二胡，醒木，把一根一米多长的杆子上装有打拍子的梆子在桌子边插牢，把连接梆子与他的脚的细绳连接好，再把戏目折子，递给问事的，盲艺人问道“今天点哪出书？”问事的答道:“接着上回的说唱就行”桌子前面已经坐满了听众。盲艺人调好琴弦，演出就开始了。在二胡和梆子的伴奏下，扯开嗓子，开始说书。他声情并茂，有板有眼。情节引人入胜，听众全都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听盲艺人说书，当说唱到忠臣血战疆场，两军厮杀的场面模仿，得惟妙惟肖，声音慷慨激昂。让人有亲临其境之感。当说唱到悲剧情节时声泪俱下，让听众鼻酸，大娘婶子们唏嘘不止，擦眼抹泪。模仿小姐丫鬟的声音女人味十足，引得听众哈哈大笑。听众的感情随着剧情起伏而起伏。正当听众听到津津有味时，盲艺人说道“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说唱戛然而止。开始敛钱了。听众绝大部分都能掏钱，可怜盲艺人走街串巷，说唱得哑喉咙破嗓，口干舌燥不容易。也有少数不给钱听骗戏的。凭自觉。收完钱，马上接着上回说唱。只有在收钱的时侯，盲艺人才喝口水润润喉咙。一晚上收三四次钱。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盲艺人说唱到“是好是歹请了吧，一句话得罪众明公，今晚到此算一段，等到下次咱再接着听”演唱结束。听众提着大板小凳子，抱着小的领着大的起身回家。我们小孩子只是跟着看热闹，根本听不懂说唱的情节。但也很满足。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绝大多数的人民没有条件接受教育，没钱读书，更没钱去大戏院听戏，大型的庙会，集市上都有搭设的大戏台和说书场。农民赶集或逛庙会才能听一回免费的大戏。听上一两段说书的 他们就是从 街头曲艺的说唱者口中，接受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价值观的教育，培养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街头曲艺的形式是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主要渠道。现在已经把曲艺项目作为“非遗”传承和发扬下去。今后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