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小报”，是指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农村版》，后来改称《农村大众》，是一张四开的小报。

对于一个喜爱写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能在报刊杂志和网络平台上发表文章。我就是一个无数次享受这种幸福的人。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的稿子就不断地在《农村大众》上发表了。

厄运降临，无法升学而回乡务农

那是一九六三年秋，我考入了嘉祥三中。学满三年，一九六六年秋该考高中时，一个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受“文革”浪潮的冲击，许多学校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初中毕业生取消升学考试，实行推荐。但名额有限，一个毕业班仅有四五个同学（大部分是烈士子女等）得到推荐，其余的回乡务农。我成为回乡务农者之一。为了给家里多挣工分，我积极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整天累得精疲力尽。因我在学校期间作文写得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故而回乡后在劳动之余，仍没舍得丢弃在学校里养成的写作习惯，经常给县广播站（后改为广播电台）投稿。几年后，上级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视，让每个生产队都订阅农村大众报（那时候的报名为《大众日报农村版》）。我还成为读报员，在田间地头社员们劳动休息时间给大家念报纸。自己还试着给它投稿。突然发现，我写的那篇小评论《不能“人家咋着咱咋着”》被发表了（载于1972年6月12日），我当时高兴得几乎跳起来，看了一遍又一遍。

因绩得福，进入公社机关

一九七五年夏，满硐公社党委通过广播、报纸，发现我们村里有个会写稿的“土秀才”，就通过大队党支部，把我从村里抽调到公社机关，使我成为一名抓低工资买工分的“半脱产干部”，并且委以报道组长的名号。我十分珍惜能在公社机关工作的机会，积极采写全公社范围内发生的先进典型、好人好事等，及时写成稿件发给新闻单位，使领导非常满意，而且连年受到县委宣传部的表彰奖励。

每年，公社党政办公室都订阅十几种报刊杂志，其中《农村大众》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也成了我的重点阅读对象。我根据该报的特点，为之投稿的内容也越来越多，稿件命中率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后，出现的很多新事物、新气象、新经验等，我都抓紧时间写成稿子，然后用复写纸复写成四五份（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打印机），分别寄给《农村大众》、《济宁日报》、县广播电台等。那时候投稿，把稿件装进信封里，不用花钱贴邮票，只要把信封的右上角剪去，并在旁边的括号里写上“稿件”二字就可以了。

我给《农村大众》投的稿，内容可谓多样化，其中以新闻报道、小评论、散文、读者来信居多。报道方面，紧跟新形势，及时反映农村新事物、新气象，先后有《队队都有脱粒机》（载1980年6月3日）、《喜吵》（载1983年1月6日）、《赵坊大队慎重变动责任田》（载1983年9月24日一版头条）、《十八户农民承包河道养鱼》（载1984年6月24日）、《修了一条路，解决卖石难》（载1985年10月8日）、《宋山村为剩余劳力找出路》（载1987年6月4日）、《满硐乡妇女冬闲摆摊》（载1992年11月24日）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坊大队慎重变动责任田》发表后不久，党和国家专门出台了关于责任田要保持30年不变的文件，看来我那篇报道算是写在了“点子上”。在言论文（时称小评论、大家谈）方面，先后发表的作品有：《应当有个整洁的村容》（载1982年3月4日）、《从“皇粮”之说想到的》（载1986年7月15日）、《“好得很”与“恼得很”》（同年8月9日）、《红眼病与不佩服》（同年9月18日）、《祝君脱愚》(同年12月30日），该报是作为元旦祝词在头版最显著位置刊登的，并在题目旁边冠以“过年话”。可以说，1986年是我的言论文“井喷”之年。1987至1989年，我这种喷发又接连开来。在此，我只摘取每年的一篇发表作吧：《剥花生的人家》（载1987年1月27日），被评为好稿而受奖；《比在正当处》（载1988年11月12日）；《光讲实惠易造成不良后果》（载1989年8月24日）。在散文方面，仅举一篇吧，即《我的“蜗牛集”》（载1993年7月27日）。读者来信方面，也举上一篇，即《河水污染重，盼望查源头》（载1998年3月20日）。

怀抱作品，被聘为县报编辑

人往高处走。2003年春，听说县委宣传部要通过考试招聘一批县报记者，我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备考，就干脆抱着我的发表文章剪贴本《蜗牛集》，去找宣传部长刘训贤，请求加入县报社。刘部长看了我发表的作品，加之我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小名气，便满口答应吸收我。并且说：“你可以免试。”这下子使我彻底放了心。当年7月初，县报社成立，我顺利地成为其中一员。

在县报社，我既当编辑，又当记者，勤勤恳恳地工作。起初几年，报社设在县委县政府办公大楼上，我在阅读其他报刊杂志的同时，仍旧喜爱阅读《农村大众》。并且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忘给农村大众报投稿。先后又在该报上发表散文《合垛》（载2004年6月23日）、《太平车》（载2005年6月29日）、《秋日里的歌声》（载2007年9月17日）、《农村大众帮我成“杂家”》（载2010年3月11日）、《1970年，我在生产队当读报员》（载2020年6月11日）。由此看来，我和《农村大众》的情缘有多么久、多么深。如今，我虽然因为年迈而离开工作岗位，但热爱《农村大众》的心仍旧不减当年。每每去县图书馆浏览报刊杂志时，最先看看《农村大众》。